我是1961年1月出生的，我真正的人生第一记忆是一个非常带有时代烙印的东西，是一颗子弹。那年我3岁，冬天的时候，有一个深夜，突然在半梦半醒之间，非常匆忙和慌张地被我的母亲抱起来，从我临河的房间放到外婆临街的房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年武斗，我们家临着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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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刻意地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9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9岁的家搞得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9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榻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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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20世纪80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80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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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这样的一个记忆在我自己的一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同学们也不用刻意地去考证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暴力的时代，暴力变成了某一种精神食粮，大家都在食用。问题在于，在很多年过去以后，这个时代渐渐离我们远去的时候，那个社会留下的可以穿越任何阶层的暴力，我们今天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记录他，我的想法是，我从来不去写一个暴力为主题的小说，但是，在所有的小说当中，当我要真切地捕捉那个时代的那种有点儿像血腥的铁腥味儿的时候，我从来不回避。
当然，这不是全部，关于暴力的记忆在我最初的文学记忆中，并不是全部。每一个作家的记忆都是有区别的。作为我个人，我最铭心刻骨的、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和我的生活有关。
作为我来说，写了这么长时间，回头一看，那些所谓的瓶颈啊，写作的历程啊，都被风沙所淹没了。但是你总是记得，你从哪里出发，你从哪里开始的。大家都说文学是从幻想开始，我的开始是从一场病。
我9岁的时候得了一场肾炎，肾炎并不奇特，但它引发了一个奇特的并发症，变成了重病，这把我9岁的家搞得一塌糊涂。我记得很清楚，无数个早晨，我去儿童医院看两个老中医。我父亲用自行车驮着我，我的很多同学背着书包和我相向而去。我的生活变得非常悲伤，不仅仅是孤独，而且还有自卑。
我的家是个工薪阶层，家人都要上班，我自己只能一个人在家。那些一个人在家的日子我记得非常清楚。我9岁开始自己熬药，用煤炉熬药，要学习。更多的时候觉得那种寂寥、那种无聊，那种深刻的被抛弃的感觉始终伴随着我。我的病还不能受疲累。更多的时候我睡在一个竹榻上，我把那个竹塌睡了一个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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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上北师大以后。我那时候又一次来北大，听一个叫张曼琳的云南女作家，她当时还在校，已经发表了很多作品，那天张曼琳在北大进行一次竞选，竞选什么已经不记得了，我感兴趣的是她的竞选演说。我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来北大，但是不知道是时间还是地点搞错了，结果没找着，我们在北大逛了一圈就回去了。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的梦幻时代，现在想起来，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那个时代，就连北师大这样比较保守的学校，一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写诗，那是一个群体性的文学时代。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始写作。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作家会像星星一样，突然闪过，突然又消失。我有一个同学，在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散文，他成了我们的一个羡慕、赶超的对象。还有一个同学，在当时的《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我也特别羡慕。在这种非常具体的。带有20世纪80年代特点的竞争情况下，我的写作变得越来越勤快，越来越固执。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学生涯的开始，是非常仓促、非常踉踉跄跄的，不是怀着远大理想，而是一种追逐身边人的情绪下开始的，“你们发了我为什么不能发？”是这样一种非常世俗的利益，跟文学，跟写作的意义是不相干的。我一直也不否认，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和很多80年代的文学青年一样，其实是追逐文字变成铅字的那一瞬间的激动和虚荣。事实上从来也没考虑过今后几十年会不会写？如果写了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的大学时代有很多感恩的事，也有很多遗憾的事。说感恩的是，我当时在同学中算小，但又不是最小，我在这个班上，一直都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的。在那个集体生活中，我觉得我有某种意义上的逃逸，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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