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在北大听作家学者交流论道(一)-第1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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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钱玄同提出了笔画方案。在1932年,我是两岁的时候,出版了国语筹备委员会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收入不少简体字。所以简体字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三个兄弟,三兄弟,有两个是孪生,有一个跟他们差一岁半,一个叫聂帮顶,一个叫聂帮记,一个叫聂帮楚,这个音也很铿锵有力,这三个孩子学写字的时候,整天地哭,因为他的姓很复杂,那时候得连着写三个耳朵,复杂,简化以后变成两个“又”了,所以有很大的好处,而且简体字和繁体字根本不需要对立起来,我相信北大学文科的人都懂繁体字,请在座的人里面,你们不认识繁体字的请举手,没有一个举手,因为它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后旧诗新诗,喜欢写这些诗的都很可爱,都很好,尤其像钱钟书的诗、徐志摩的诗、艾青的诗、舒婷的诗、聂绀弩的诗,都写得非常好,现在让我有时候略感担忧的就是我们把这种文体上的一些区别,把这个题材上甚至于风格上的不一样对立化,变成互不相容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相通,也许这个时候我们想一下,尽管它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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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斯把集体一解散,粮食生产量还下去了,有时候都无法想象是怎么回事,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国家文学太发达了?一个国家文学要太发达了,还有人好好种粮食吗?还有人好好弄酱油弄醋做电池做手电弄小衣服吗?文学太好了,太吸引人了,喝一点儿伏特加,朗诵一首俄文诗,再唱个俄罗斯民歌,游览在俄罗斯的大地上,多幸福啊!如果这个时候还再去计算什么经济效益,多么煞风景。

中国的现代文学,五四以后到1949年,也是非常活跃的,郁达夫、巴金一直到胡适、梁实秋,这也非常多,不多说,非常的活跃。有时候文学的**是和社会的机遇,和历史风暴的前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实,当然我们不见得都从政治或者革命历史的角度来说,中国人也早就发现了,穷愁之诗易工,而欢悦之词难写。我们很多中文系的人都非常重视中国的古典文学,越古我们就越敬仰,高山仰止,但是夏志清讲过一个理论,这是他的原话,说你们老觉得中国有古典文学了不起,因为你们外文不好,如果你要是外文好的话,你看一看英法的那个古代文学,比你中国的古典文学要丰厚得多,就拿最辉煌的唐诗来说,它的题材就运用了几种,思乡、送别、悼亡等等,相反的中国是五四以后现代文学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各式各样,什么都有,后来夏志清的话我见人就问,见北大的我问,别的学校我也问,香港我问、澳门我也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跟我说,他赞成夏志清的话,所以夏志清的话光杆司令,就他一个人这么说,但是他毕竟是夏志清。

我扯了半天,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革命的文学,当这个社会已经经过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终于达到了革命的人民夺取政权这样的一个目标,宣称人民已经把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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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将要灭亡?一些夸大其词的一些说法,这些比较多。

革命后的,后革命那个时候文学发达,而且孤注一掷的勇气,拼了,为了正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但是在革命以后呢?会是怎么样呢?怎么发展呢?我不但看到了中国会面对革命以后这个问题的一个困惑,而且我还看到比如说大家知道南非非常著名的女作家叫拿丁·戈迪墨,我还见过她,她讲话时候的自信,那种使命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为黑人的权利和种族主义者作斗争,她本身是白人,但是她坐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监狱,但是种族主义它垮台了,南非胜利了,她达到了她毕生所追求的目的,但是她的声音慢慢小了起来,2007、2008年还出了这么一件事,有几个抢匪,也是她毕生为之奋斗的人、进了她的家,抢她的东西,让她把她的结婚戒指扒下来,她拒绝了,结果她挨了打,这确实是一个事,就是这些热情的呼唤革命、迎接革命的作家们,在革命胜利以后怎么样继续歌唱。咱们中国还有一些说法,我完全没有资格,没有能力对他作出特别明细的判断,比如前5、6年就曾经有人回忆,说是在20世纪50年代,就是1957年的时候,有人问***,说如果鲁迅活着,现在会是什么情况?***回答说,也可能他在监狱里吧!也可能他不再写作了吧!当然也有很多鲁迅研究所的所谓鲁学的专家,对这种说法深恶痛绝,认为这种说法是完全不负责任,也是不符合史实,这说明在这中间也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我在两年多以前我曾经提出一个议题,就是雄辩的文学和“轻薄”的文学,我们的文学不可能仅仅是雄辩,也不可能时时都找一个对立面来进行辩论,有些时候呢需要更好的表现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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