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最后一个告别“人防队”的——其实我知道，在那个黝暗的坑道里，离开实际上一直都在发生，或者说它原本就是一个不停息的过程。所不同的是我没有像周红、许艳、沈卫军他们那样，他们的父母频繁地走家串户，动用一切力量才把他们送到某家工厂、某家机关当学徒、送开水，没人会替我这么干，再说我们家也没有这么多神通广大的门路。我只是这么上来了，具体地说，我是靠我自己从那个坑道里走上来，然后再也没有下去。
有一天我跟哥哥说，我不想去上班啦。你听文大爷怎么说的，他说，不想去就不去，不是我说你，你那个烂班有什么上头？其实我跟哥哥说这些并没有想过要得到他的支持，只是这么告诉他一声，虽然我不上班肯定是需要他支持的。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文大爷这一番轻松、果断、不以为然的建议，我是否会这么坚决地回到地面，甚至我连人防队都没有通知一声，当然，那时候也没有这个概念，只是想反正不用去了，自己的事用不着告诉任何人。两天后，我从前的那个工段派杨义明来找我，杨义明站在院子里，仰着脸在楼下喊我的名字。那两天我多么自在，不逢年不过节，我却跑到三桥仪表厂几个同学那儿通宵达旦地聊天。这时候我刚刚回来，我一伸头，就看见杨义明的脑袋浮在院子当中——这个角度总有些怪异，人的头变成最重要也是惟一的部分，他的两只手围在嘴边，就像提着自己。我靠在窗口边告诉他，你跟王德德那厮儿说——我不去啦！
王德德就是我们队长，绝对是个势利的哈巴狗，当然狗家伙只是得意，其实人倒不坏。他是新上台的，当时他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别人终于落到他手里了，是一种怎么都无法掩饰的痛快。因此在我看来，能够不下工地，那种猛然间来临的轻松里，我很轻易地就将他当做了蔑视的对象。迟到怎么样，不上班又怎么样？会死？
杨义明是沈卫军走后，人防队中和我来往最多的。他是那时候人防队除了我们那帮知青外最年轻的工人，也已经二十八岁，这个年龄对我们来说当然非常非常的老。他听了我的话，大概吃惊得要命，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所以不急着离开，而是一步一步爬上来——我忘了告诉你，杨义明是瘸子，右腿也可能是左腿略长，所以他一摇一摆，孜孜不倦地爬上来。他很想搞清楚，我为什么不去上班，为什么可以不去上班，不去上班又能干什么？
我不知道那种轻松得意的语调是否让他受伤，的确，那时候我会那么轻易地就显示出自己的优越感，潇洒得无所顾忌——哪个养，自己养！这句话实际上多么不负责任，会给哥哥增添多少负担，这些我都不用去考虑了。杨义明当然看出来了，他羡慕我有一个好哥哥，所以才会在我自以为是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是滋味，用黯然神伤来配合我的得意忘形。很多年后，杨义明成了我遇到的惟一一名同事，凭直觉他认出了我。你听他说，天，小武，怎么变成这样子了，你那时候可是我们的偶像！你可以想象我的变化，杨义明的话弄得我挺难受，但我也}不疑——杨义明存心想让我难受。他已经没有原先瘸得那么厉害，大概那双皮鞋是特制的，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使他能平直地站立。我们随后聊到了文大爷，杨义明啧啧赞叹，他说哥哥这样的人，虽然只见过几面，但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现在想起来就像《水浒》、《三国演义》里的人物，这种年代肯定见不到了。
杨义明曾经让我带他去别人家跳过一次舞，他那副样子，偏偏对跳舞来了兴趣。那时候沈卫军已经去医院当司机了，整个地下能和我聊上天的也没几个，人防队不是那帮袖子油亮、一开口一句话里拖出十个****的老婆娘，就是像蒋伯伯那样的蔫巴老头。有一天杨义明主动帮我收拾工具，然后诚恳地说，小武，你不能太温良恭俭让了，还是要骂呢，你想，她—个女生都骂得出，你有什么骂不出来的？那天我和队里—个老婆娘赌气，不知因为什么和她对吵起来，但我明显不是对手，那些在坑道里每天滚打的花样，绝对不下百样，它们朝我飞来时，我也只能把脸涨得通红，所以杨义明才认为我吃了大亏。说来也怪，后来凡是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真的放开了，万事开头难，有第一句就有第二句，后来我知道骂人也要有点才华才行，你骂出了想象力，别人才会像醉酒一样，心花怒放地为你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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