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话，是徐琼低垂着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大声念出来的。念完，他合上了笔记本，静观乔老师的反应。
年近六十的政治老师，脸上几乎什么特别的表情也没有，倒背着手，在讲台上从这边到那边地走啊走的，显然是在寻思着如何评价他的回答。
终于，乔老师开口问道：“你从哪一本书里抄下来的？”
徐琼微微皱起眉，故意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反问：“老师，你听着觉得我是从哪本书里抄下来的？”
“翻过几页罗素的《权力论》对不对？”
乔老师将“几页”二字说出了特别强调的意味，而将“对不对”三字问得很有把握，仿佛就是那么回事似的。乔老师极在乎学生们是否认真对待他教的政治课，也极在乎学生们是否以“规范”的“政治语言”回答问题和填写考卷。而他所要求的“规范”的“政治语言”，那就是与政治教材和政治文件相对照一字不差的语言。他这么要求学生，也这么要求自己。他认为作为政治教研室的主任，理应以身作则。考试之时，他正襟危坐于讲台之上，一只手按另一只手，两手连接成一条直线平放于讲桌，目光炯炯地在学生中鹰视过来又鹰视过去。他有一种逻辑，那就是语言证明思想。正确的语言证明正确的思想。他认为比正确还正确那就是“规范”。他认为“规范”，那就是一丁点儿不正确的杂质都没有，那就是“中规中矩的模范”，体现于文字和语言，那就是一字不差。所以他对于那些在回答问题和考试时，虽然意思全对，但偏偏就有几个字或一个词不合“规范”的学生，判卷判得往往笔下无情。那时他内心里不是替他们遗憾，而是恰恰相反，颇生他们的气。因为依他想来，既然能将意思答对，那么也就应该能做到一字不差。应该能做到而居然没做到，在他那儿，就被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态度问题了，所以他生气。他进一步认为，人的视、听、说、想、写，是受同一组神经来支配的，以最“规范”的语言和文字训练学生回答问题和填写考卷，久而久之，就能培养起学生以最“规范”的反应进行思想的良好素质，那么学生也就不会在今后的人生中犯什么政治性的错误了。
“教政治，说到底教的是什么呢？还不就是教的政治思想的正确方法么？连政治语言都不规范，规范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呢？人为什么会犯‘政治错误’呢？还不就是在政治方面思想自由化，却又长期没有人要求规范起来的结果吗？我的导师教过的几届学生中，有的都当了省、市委宣传部长，省、市委副书记了，当大学团委书记的那就更多了。也就我，不争气，快退休了还只不过是个教研室主任。彼人也，我人也，我的学生中也要有当上党政官员的，那才不枉我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我现在不严格要求他们行么？”
他好几次对别人说过以上这番话。毕竟是位老教育工作者了。在这所大学已有二十来年的教龄了，平素为人处世又挺正派，所以人们对他还是颇尊敬的，劝他别将政治课上得那么死板的人不少。而他以上这番话呢，就是在别人劝他时说的。有几分辩解，有几分强调苦衷，也有几分无奈的自嘲。之后呢，以前怎么教，依旧地怎么教。别人见他那样，也就都不劝了，都觉得再劝就不合适了，不明智了。何苦呢？各按各的想法教各自的课，一团和气地相处多好呢！再劝，倘惹他不高兴，不是反而不好么？在别人，不劝也就是不劝罢了；在他，却敏感地觉得，人们和他的关系有些两样了，似乎都不再愿意和他聊什么了。聊也绝不聊政治话题了，连和政治沾点儿边的话题也不聊了。他的敏感并非无端地疑心，事实正是如此。人们认为他也变得未免太“左”了，“左”得已经让人难以理解了。不就是老了老了，才当上一个政治教研室主任么？这要当上校长或校党委书记，学校里还能有点儿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的空气么？虽然他已经敏感到了人们对他的态度的变化，但却我行我素。他认为政治课只能像他那么一种教法。别的学科爱多自由就多自由去，政治课却断不可以有什么思想的自由。否则，政治课还算是政治课么？党让他来当这所大学的政治教研室的主任，证明党多么看得起他，多么信任他啊！他始终牢记着校组织部长在他就职前对他的叮嘱：“你可是替我们学校几千名学生把守思想大门的人啊！”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做一名好的“守门员”直至退休。何谓“好”呢？依他想来，那就是一个政治“坏球”都不许进到任何一名学生的头脑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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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六十的政治老师，脸上几乎什么特别的表情也没有，倒背着手，在讲台上从这边到那边地走啊走的，显然是在寻思着如何评价他的回答。
终于，乔老师开口问道：“你从哪一本书里抄下来的？”
徐琼微微皱起眉，故意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反问：“老师，你听着觉得我是从哪本书里抄下来的？”
“翻过几页罗素的《权力论》对不对？”
乔老师将“几页”二字说出了特别强调的意味，而将“对不对”三字问得很有把握，仿佛就是那么回事似的。乔老师极在乎学生们是否认真对待他教的政治课，也极在乎学生们是否以“规范”的“政治语言”回答问题和填写考卷。而他所要求的“规范”的“政治语言”，那就是与政治教材和政治文件相对照一字不差的语言。他这么要求学生，也这么要求自己。他认为作为政治教研室的主任，理应以身作则。考试之时，他正襟危坐于讲台之上，一只手按另一只手，两手连接成一条直线平放于讲桌，目光炯炯地在学生中鹰视过来又鹰视过去。他有一种逻辑，那就是语言证明思想。正确的语言证明正确的思想。他认为比正确还正确那就是“规范”。他认为“规范”，那就是一丁点儿不正确的杂质都没有，那就是“中规中矩的模范”，体现于文字和语言，那就是一字不差。所以他对于那些在回答问题和考试时，虽然意思全对，但偏偏就有几个字或一个词不合“规范”的学生，判卷判得往往笔下无情。那时他内心里不是替他们遗憾，而是恰恰相反，颇生他们的气。因为依他想来，既然能将意思答对，那么也就应该能做到一字不差。应该能做到而居然没做到，在他那儿，就被认为归根结底还是态度问题了，所以他生气。他进一步认为，人的视、听、说、想、写，是受同一组神经来支配的，以最“规范”的语言和文字训练学生回答问题和填写考卷，久而久之，就能培养起学生以最“规范”的反应进行思想的良好素质，那么学生也就不会在今后的人生中犯什么政治性的错误了。
“教政治，说到底教的是什么呢？还不就是教的政治思想的正确方法么？连政治语言都不规范，规范的思想又从何而来呢？人为什么会犯‘政治错误’呢？还不就是在政治方面思想自由化，却又长期没有人要求规范起来的结果吗？我的导师教过的几届学生中，有的都当了省、市委宣传部长，省、市委副书记了，当大学团委书记的那就更多了。也就我，不争气，快退休了还只不过是个教研室主任。彼人也，我人也，我的学生中也要有当上党政官员的，那才不枉我是在大学里教政治的！我现在不严格要求他们行么？”
他好几次对别人说过以上这番话。毕竟是位老教育工作者了。在这所大学已有二十来年的教龄了，平素为人处世又挺正派，所以人们对他还是颇尊敬的，劝他别将政治课上得那么死板的人不少。而他以上这番话呢，就是在别人劝他时说的。有几分辩解，有几分强调苦衷，也有几分无奈的自嘲。之后呢，以前怎么教，依旧地怎么教。别人见他那样，也就都不劝了，都觉得再劝就不合适了，不明智了。何苦呢？各按各的想法教各自的课，一团和气地相处多好呢！再劝，倘惹他不高兴，不是反而不好么？在别人，不劝也就是不劝罢了；在他，却敏感地觉得，人们和他的关系有些两样了，似乎都不再愿意和他聊什么了。聊也绝不聊政治话题了，连和政治沾点儿边的话题也不聊了。他的敏感并非无端地疑心，事实正是如此。人们认为他也变得未免太“左”了，“左”得已经让人难以理解了。不就是老了老了，才当上一个政治教研室主任么？这要当上校长或校党委书记，学校里还能有点儿自由言论和自由思想的空气么？虽然他已经敏感到了人们对他的态度的变化，但却我行我素。他认为政治课只能像他那么一种教法。别的学科爱多自由就多自由去，政治课却断不可以有什么思想的自由。否则，政治课还算是政治课么？党让他来当这所大学的政治教研室的主任，证明党多么看得起他，多么信任他啊！他始终牢记着校组织部长在他就职前对他的叮嘱：“你可是替我们学校几千名学生把守思想大门的人啊！”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要做一名好的“守门员”直至退休。何谓“好”呢？依他想来，那就是一个政治“坏球”都不许进到任何一名学生的头脑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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