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之所以重读并久久地寻思晏殊的《浣溪沙》,就是也想从那词的字里行间体会到或而真有“这一切都是我的!”那么一种意境,却怎么也没产生与自己的一名学生相同的阅读感受。难道我真的老了吗?真的老到了在任何一件事,比如一首古代诗词的欣赏方面,都与年轻人根本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地步了吗?
由喇叭花,他进而又联想了许多赞花赏花爱花惜花之诗之词。美妙佳句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之中:
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蘋生。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怎么,竟忆不起一句关于喇叭花的佳句呢?他想啊想啊,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打算——让学生们去从古诗词中发现专写喇叭花的佳句。不为别的,只为有一个借口,让学生们去与古诗词发生更“亲密的接触”。他想,自己当然首先要去发现。他相信只要自己多翻翻诗词类书,那是一定会发现的。难道喇叭花不曾入一位古代诗人或词人的文眼吗?总不至于吧?……
曲老师感到自己的课最难讲的一点那就是——他要分析到的例文十之**学生们一无所知;而对于学生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村上春树的,他又实在认为真的不值得自己在课堂上大讲特讲。他极认真地读过村上春树那篇《挪威的森林》。几乎那位日本作家在中国出版过的一切作品集中,都选了《挪威的森林》,那无疑是代表作之一了。然而在他这儿,实在给不出太高的评价。他倒比较热忱地介绍了日本另一位作家松本清章的作品,可他的学生们听得很索然。他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了那样一点,这骗不了他的。他因而大为悲哀,觉得自己调到大学,而且教中文,而且直接教写作,实在非是明智之举。但是他曾任过主编的那一刊物,他为之多年呕心沥血过的文学刊物,使他累了。它几乎快要吸干了他的精力,可它命中注定地一天天沉沦下去,无可救药地沉沦下去。所以他简直又可以说是逃避到大学里来的……
曲老师自身是极其矛盾的。他与文学所结下的“死结”,可以认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还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称作“小诗人”了。那戴上得太早了的桂冠,确定了他人生最初的光荣与梦想。当年一位著名的诗人,曾热情地为“小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写过序,评价他有细腻的诗心。上了高中以后他又开始写小说,一经发表,同样大获好评。一位当年的作家认为他“文学之前途无量”。他几乎是顺理成章而又轻松容易地考入了全国某重点文科大学的中文系,转年时逢“文革”,他成为学生中的“白专典型”,难免受到了一点儿人生的羞辱和委屈,却倒也没有构成太严重的心理伤痕。政治将他排斥在它的风暴中心以外,恰恰等于在当年给予了他难得的机会,使他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接触古今中外之文学。当年改造他思想的方式,是强制他参加校图书馆的清除工作。被清除了的几乎都是好书,都是名著。不忍一批批全部烧掉它们,趁人不备,多处转移。于是它们成了“文革”十年中他个人最宝贵的藏书。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藏”书。那些书使他对于文学形成了一套自信正确无疑的理念和自信全面细致的感觉。“文革”十年中他在一个小县城里当粮库的保管员。“文革”结束后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生,于是成为八十年代初大学里一位出色的中文教师。那时他兼顾着自己的创作,并且活跃地表现于文学评论界,勤奋笔耕,收获颇丰。八十年代末他被从大学里“挖”走,去当了一份文学期刊的副主编,不久成为主编。再以后的十年里他发现和培育了不少文学新人。当然,也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那一种改变,使有些人的人生出现了光明,使有些人的人生前途反而由此渺茫。后一种情况,使他往往也能看清文学误人的一面。可只要一谈论起文学来,他几乎本能地只宣讲文学对人的益处,矢口不提文学误人的一面。让他也承认文学有误人的一面,那还不如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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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喇叭花,他进而又联想了许多赞花赏花爱花惜花之诗之词。美妙佳句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头脑之中:
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
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蘋生。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怎么,竟忆不起一句关于喇叭花的佳句呢?他想啊想啊,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于是又产生了一个打算——让学生们去从古诗词中发现专写喇叭花的佳句。不为别的,只为有一个借口,让学生们去与古诗词发生更“亲密的接触”。他想,自己当然首先要去发现。他相信只要自己多翻翻诗词类书,那是一定会发现的。难道喇叭花不曾入一位古代诗人或词人的文眼吗?总不至于吧?……
曲老师感到自己的课最难讲的一点那就是——他要分析到的例文十之**学生们一无所知;而对于学生们耳熟能详的作品,比如村上春树的,他又实在认为真的不值得自己在课堂上大讲特讲。他极认真地读过村上春树那篇《挪威的森林》。几乎那位日本作家在中国出版过的一切作品集中,都选了《挪威的森林》,那无疑是代表作之一了。然而在他这儿,实在给不出太高的评价。他倒比较热忱地介绍了日本另一位作家松本清章的作品,可他的学生们听得很索然。他从他们的眼中看出了那样一点,这骗不了他的。他因而大为悲哀,觉得自己调到大学,而且教中文,而且直接教写作,实在非是明智之举。但是他曾任过主编的那一刊物,他为之多年呕心沥血过的文学刊物,使他累了。它几乎快要吸干了他的精力,可它命中注定地一天天沉沦下去,无可救药地沉沦下去。所以他简直又可以说是逃避到大学里来的……
曲老师自身是极其矛盾的。他与文学所结下的“死结”,可以认为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还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少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称作“小诗人”了。那戴上得太早了的桂冠,确定了他人生最初的光荣与梦想。当年一位著名的诗人,曾热情地为“小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写过序,评价他有细腻的诗心。上了高中以后他又开始写小说,一经发表,同样大获好评。一位当年的作家认为他“文学之前途无量”。他几乎是顺理成章而又轻松容易地考入了全国某重点文科大学的中文系,转年时逢“文革”,他成为学生中的“白专典型”,难免受到了一点儿人生的羞辱和委屈,却倒也没有构成太严重的心理伤痕。政治将他排斥在它的风暴中心以外,恰恰等于在当年给予了他难得的机会,使他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接触古今中外之文学。当年改造他思想的方式,是强制他参加校图书馆的清除工作。被清除了的几乎都是好书,都是名著。不忍一批批全部烧掉它们,趁人不备,多处转移。于是它们成了“文革”十年中他个人最宝贵的藏书。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的“藏”书。那些书使他对于文学形成了一套自信正确无疑的理念和自信全面细致的感觉。“文革”十年中他在一个小县城里当粮库的保管员。“文革”结束后考上了母校的研究生,于是成为八十年代初大学里一位出色的中文教师。那时他兼顾着自己的创作,并且活跃地表现于文学评论界,勤奋笔耕,收获颇丰。八十年代末他被从大学里“挖”走,去当了一份文学期刊的副主编,不久成为主编。再以后的十年里他发现和培育了不少文学新人。当然,也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那一种改变,使有些人的人生出现了光明,使有些人的人生前途反而由此渺茫。后一种情况,使他往往也能看清文学误人的一面。可只要一谈论起文学来,他几乎本能地只宣讲文学对人的益处,矢口不提文学误人的一面。让他也承认文学有误人的一面,那还不如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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