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社本打算任命他为编辑部主任，还打算申请名额，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户口一并解决到北京。总之是天高地厚地打算重用他，却不料他的妻子因多年积劳成疾，患隐性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讲台上。他闻讯悲痛欲绝，于是匆匆赶回家乡奔丧。他是很爱妻子的。这一种爱中，无疑包含有相当大的感恩图报的成分。半个月后他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将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寄养在岳父母家，像一个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劫后余生的人似的，整个人懵懵懂懂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杂志社。一个时期内他对工作少心无肠，既怀念妻子又牵挂儿子，常常面对着稿子两眼发直，所编发的稿子也仿佛根本不曾校过，错白字连篇，甚至有丢句差行的现象，令人不忍卒读。于是作者纷纷抗议，于是刊物连期公开登载致歉信，于是别人当了编辑部主任，于是他的儿子的户口问题，社里也表示爱莫能助了，于是原本可以评上的中级职称没有了，原本可以分到的房子也告吹了……
于是他一下子陷入了事业的和人生的双重困境。好比一名跳水运动员，胸有成竹地走到了弹跳板尽端，已然收腹引身，伸起了双臂，就要使人看到一串漂亮的空中动作和入水的精彩情形，却不料弹跳板断了，径直往下掉，引起一阵阵嘘声……
所幸他命中该有“贵人”相助，那“贵人”乃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读过他的两篇文章——《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误区走向误区——中国作家的迷惘之我见》，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故垂爱地记住了他的姓名。一日与人闲谈，不知怎么就谈起了他，对方告知他的处境不佳。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长者，听了可就坐不住了，非常同情，也非常激动，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仿佛自己的得意弟子受了委屈一般。最后下定决心，要做一回伯乐，提携有为青年于意志消沉之际，于是当即写下一封热情洋溢的评价甚高的举荐信，将他举荐至某文艺研究所……
我认识他，就是在他到了那文艺研究所以后，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
“吴谭。文艺研究所的，学者……”
别人向我这么介绍他。“学者”二字，说得有点儿模棱两可。
我主动与他握手的时候，他强调：“是‘天方夜谭’的‘谭’，不是谈话的‘谈’。二字虽有同义，但谈话的谈一般不作姓氏用，只有‘天方夜谭’的‘谭’才作姓氏，比如谭嗣同。故‘谭’、谈二字还是大有区别的。”
我握着他的手，一时竟有些不知该作何种表示为好，“谭”“谈”二字的区别，他不讲，我也是清楚的。刚认识，互握着的手还没松开，便被当成一个经常写错白字的学生似的，耳提面命地“谆谆教导”了一番，可完全是我没想到的。
他仿佛一眼便将我的内心活动看了个透。一笑，又自嘲地说：“我教了几年小学，养成了‘好为人师’的臭毛病，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看来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也是一个目光好犀利的人。
我笑了，说：“幸会。”
他也说：“幸会。”说得都不免有几分酸气。
于是他将一只手亲热地拍在我肩上，和我走向一个角落，继续开会。
我请他吸烟，他也请我吸烟，结果我们出手的都是“高乐”。
“你也吸‘高乐’？”——他顿时显出愉悦的样子，仿佛我们吸同一种牌子的烟，必定将预示有许多共同语言似的。
我没拒绝他的好意，吸起了他的红牌子“高乐”，他也没拒绝我的好意，吸起了我的绿牌子“高乐”。
我说：“吸惯了这种凉烟，再吸别的烟，就觉得太冲了！”
他说：“我也是。‘高乐’还有一大特点，在一个有限空间里，连吸几支，仅等于吸一支别的烟对空气的污染。这烟最适合咱们文人在创作的斗室里吸，对不？”
我说：“对。”
尽管才彼此认识了几分钟，我已经归纳了一条与他交谈的“经验”——他说什么你要显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因为但凡够一个话题，他谈起来都很投入，都很认真，甚至有几分较真儿。并且都似乎准备掰开了揉碎了，打算和你进行热烈的讨论，继而打算和你展开辩论，你如果不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对他岂不意味着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吗？而你如果没情绪谈，那么就千万别插话，别对他的话提出疑义，你一提出疑义，他就可能会将你扯进某一个话题的“深渊”里去，使你难以自拔。不管那话题有没有多谈的意义和意思，也不管你是否情愿。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这一类人正日渐地多起来，他们所患乃可谓之曰“中国传染性讨论综合征”——自诊之，我自己其实也是早已患上了这一种病症的，只不过没到很严重的地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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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一下子陷入了事业的和人生的双重困境。好比一名跳水运动员，胸有成竹地走到了弹跳板尽端，已然收腹引身，伸起了双臂，就要使人看到一串漂亮的空中动作和入水的精彩情形，却不料弹跳板断了，径直往下掉，引起一阵阵嘘声……
所幸他命中该有“贵人”相助，那“贵人”乃是文学理论界的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因读过他的两篇文章——《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和《误区走向误区——中国作家的迷惘之我见》，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故垂爱地记住了他的姓名。一日与人闲谈，不知怎么就谈起了他，对方告知他的处境不佳。我们那位德高望重的文坛长者，听了可就坐不住了，非常同情，也非常激动，在客厅里踱来踱去，仿佛自己的得意弟子受了委屈一般。最后下定决心，要做一回伯乐，提携有为青年于意志消沉之际，于是当即写下一封热情洋溢的评价甚高的举荐信，将他举荐至某文艺研究所……
我认识他，就是在他到了那文艺研究所以后，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
“吴谭。文艺研究所的，学者……”
别人向我这么介绍他。“学者”二字，说得有点儿模棱两可。
我主动与他握手的时候，他强调：“是‘天方夜谭’的‘谭’，不是谈话的‘谈’。二字虽有同义，但谈话的谈一般不作姓氏用，只有‘天方夜谭’的‘谭’才作姓氏，比如谭嗣同。故‘谭’、谈二字还是大有区别的。”
我握着他的手，一时竟有些不知该作何种表示为好，“谭”“谈”二字的区别，他不讲，我也是清楚的。刚认识，互握着的手还没松开，便被当成一个经常写错白字的学生似的，耳提面命地“谆谆教导”了一番，可完全是我没想到的。
他仿佛一眼便将我的内心活动看了个透。一笑，又自嘲地说：“我教了几年小学，养成了‘好为人师’的臭毛病，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看来他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人，也是一个目光好犀利的人。
我笑了，说：“幸会。”
他也说：“幸会。”说得都不免有几分酸气。
于是他将一只手亲热地拍在我肩上，和我走向一个角落，继续开会。
我请他吸烟，他也请我吸烟，结果我们出手的都是“高乐”。
“你也吸‘高乐’？”——他顿时显出愉悦的样子，仿佛我们吸同一种牌子的烟，必定将预示有许多共同语言似的。
我没拒绝他的好意，吸起了他的红牌子“高乐”，他也没拒绝我的好意，吸起了我的绿牌子“高乐”。
我说：“吸惯了这种凉烟，再吸别的烟，就觉得太冲了！”
他说：“我也是。‘高乐’还有一大特点，在一个有限空间里，连吸几支，仅等于吸一支别的烟对空气的污染。这烟最适合咱们文人在创作的斗室里吸，对不？”
我说：“对。”
尽管才彼此认识了几分钟，我已经归纳了一条与他交谈的“经验”——他说什么你要显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因为但凡够一个话题，他谈起来都很投入，都很认真，甚至有几分较真儿。并且都似乎准备掰开了揉碎了，打算和你进行热烈的讨论，继而打算和你展开辩论，你如果不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对他岂不意味着是一种大大的不敬吗？而你如果没情绪谈，那么就千万别插话，别对他的话提出疑义，你一提出疑义，他就可能会将你扯进某一个话题的“深渊”里去，使你难以自拔。不管那话题有没有多谈的意义和意思，也不管你是否情愿。在生活中，在我们的周围，这一类人正日渐地多起来，他们所患乃可谓之曰“中国传染性讨论综合征”——自诊之，我自己其实也是早已患上了这一种病症的，只不过没到很严重的地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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