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学者之死
他是一位学者。
他个子不高，虽然才四十六七岁，却早已“谢顶”，仅剩脑壳后半圈儿还有月牙儿似的一弧头发。尽管少得可怜兮兮，那一弧头发质量也分明不太好。灰、白、黄三色间杂，细得像有些男人腿上的汗毛；软得“一败涂地”，仿佛一条劣等的长绒毡片儿。人人都说他很聪明。但是谁也说不清他是因为聪明才“谢顶”，还是因为“谢顶”才给人以聪明的印象。
他戴一副七百度的眼镜。框架很普通的那一种。他吸烟很凶，永远吸“高乐”。对别人说是吸惯了那一种清凉型的烟，其实是因为舍不得买也买不起稍贵些的烟。他的衣着永远随意得近乎邋遢。夏天差不多总是穿着半袖背心、短裤、塑料凉鞋度过。所穿的背心上又往往印着商标广告××手表或某某电脑什么的。但是他腕上从不戴手表，家里也没有电脑。
然而他真的是一位学者，一位很勤奋很钻研的学者，一位日子过得很清贫，甚至可以说过得很潦倒、很困窘的学者。
他是农民的儿子。“文革”前考上了他所在那个省份的一所重点高中。“文革”中被迫回乡，又成了农民的儿子，当过普通社员、乡村小学教师、生产队会计，“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他又由生产队会计，变成他们所在那个省的一所文科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而且是一名总考分最高的学生。当然，也是全系年龄最大的学生。毕业后校方动员他留校执教，他没同意，报考了北师大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像当年高考一样，他不但榜上有名，而且考分又独占鳌头，于是他从此成了北京人。
该说，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者。他自己也经常地，不得不这么承认。但是乖舛的命运一旦闯入幸运者的生活里作祟，将一个幸运者的生活从此变得一波三折乱七八糟，就相当容易了。这时所谓幸运者们，也就不免地会以羡慕的乃至嫉妒的目光，去望周围那些所谓“庸常之辈”的庸常生活了。因为庸常总比不幸强过十倍百倍。何况他的不幸，来得那么猝然；而他的幸运，原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加以巩固的，因而也就完全承受不起意外不幸的摧毁……
“那是我最幸福的一段日子。无忧无虑，一门心思做学问，一门心思成为学者……”
他常向人们谈起他“最幸福”的那段日子，亦即他获得文学硕士以后，在某文学杂志主管评论栏目的那段日子。
“主编很赏识我，我是编辑中最有实权的。我只认稿不认人，我说‘上’，那就编发了！我说‘不行！毫无新观点！’，哪怕是什么大人物的稿子，照退！……”
不止一次对人说过类似的话，也对我说过。说时，他口吻相当自负，表情激越，不无自我标榜什么的意味儿。那时，他看上去踌躇满志，甚至可以说有点儿张狂。不过，我从来也没将他视为一个张狂的人。因为他说的是事实，许多人都曾向我证实，他并非在自我吹嘘。大家都挺尊重他，都以体恤的、抱有几分同情的态度听他说那类话。我也是。
他的妻子当年也是村里的小学教员。他上大学的四年里，他的妻子不但教小学，而且不得不更多地养猪、养鸡，他读完大学全是靠了妻子，他和她当年教过的一些农村孩子，如今有不少也从大学里毕业了，有一个还获得了“洋博士”学位，成为国家级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了。他们视他为“恩师”，是他的另一份儿骄傲，每年元旦前后，他们总是不忘寄贺卡给他。于是他就会将那些贺卡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有人来，他便指着自豪地说：“看，我的学生们寄来的！”当过乡村小学教师，是他最爱向别人津津乐道的经历。当年他是省一级的优秀小学教师，他妻子也是。
杂志社本打算任命他为编辑部主任，还打算申请名额，将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户口一并解决到北京。总之是天高地厚地打算重用他，却不料他的妻子因多年积劳成疾，患隐性心脏病突然发作，猝死在给孩子们上课的讲台上。他闻讯悲痛欲绝，于是匆匆赶回家乡奔丧。他是很爱妻子的。这一种爱中，无疑包含有相当大的感恩图报的成分。半个月后他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将刚上小学二年级的儿子寄养在岳父母家，像一个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劫后余生的人似的，整个人懵懵懂懂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杂志社。一个时期内他对工作少心无肠，既怀念妻子又牵挂儿子，常常面对着稿子两眼发直，所编发的稿子也仿佛根本不曾校过，错白字连篇，甚至有丢句差行的现象，令人不忍卒读。于是作者纷纷抗议，于是刊物连期公开登载致歉信，于是别人当了编辑部主任，于是他的儿子的户口问题，社里也表示爱莫能助了，于是原本可以评上的中级职称没有了，原本可以分到的房子也告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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