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说此话带有请求的成分。
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
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打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
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人。除了亲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二十多岁的有之，三十多岁的有之，五十来岁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们。一位学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当一回学者了。那些个他的弟子，也有白了头发的，也有秃了顶的，也有踌踏志满的仿佛学识深不可测的研究生。不是参加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追悼会，我还真没想到过，在中国竟有那么多人吃社会心理学这一碗饭。
悲痛的氛围环绕并笼罩着人们。当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儿，其次是他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们。我看他们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儿的悲痛，是区别很大的品种两样的悲痛。区别倒也不仅仅在于：对他的老伴儿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儿，对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而言死了的是导师。似乎区别更在于：他对她很重要，而他对他们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却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个人用惯了一支老式的钢笔，现在它摔坏了，绝对地修不好了，今后再也不能用它了，并且连当成件纪念品保存着都不行了。尽管可以换支笔，甚至是一支最新产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钢笔的特殊习性是中止了，也许连握笔的指法亦必须改变并重新适应……
以一种仪式而言，那是我所参加过的程序最紧凑时间最短的一次追悼会，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十几分钟。质量却是一流的。我的意思是，人们的态度都很虔诚，看不出谁是逢场作戏而来的。这当然指的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我虽然不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但受氛围的影响，也掉了几滴眼泪。
人们四散时，冉走到我身边，低声对我说：“我母亲想请你随车到我家去。”
我问：“老太太有什么需要我参谋的事吗？”
冉苦笑了一下，迷惘地说：“我不清楚。有些事，我母亲好像不愿我介入意见。”
我感到受宠若惊起来，信誓旦旦地回答：“你回复老太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决不推诿。”
我踏上面包车，老太太已坐在车里了。她表情肃穆之极，仿佛车不是要送她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某座庵里去；仿佛她因老伴儿的死，看破红尘，决意剃度为尼似的。她对我微微点头，目光中有某种信任感。我想冉肯定已把我的话回复给她了。
我跟随冉母女来到她们家。刚在客厅落座，冉刚沏上一杯茶给我，老太太便对冉说：“冉，你先到别的房间去。我们有话要单独谈谈。”
冉默默地遵从退出了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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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应了。
隔日我便到她家去了。在她家吃了饭，还送给她父亲两本我新出的书。我只字未提花花的事。冉的父亲也没提。我走时，他坚持要送我。他一直将我送至“紫薇桥”头，也就是小月河上唯一的一座小桥的桥头。
他驻足说：“我不过桥了。”
他凝望着桥那边——草地上，有一只大狗和一只小狗在互相追逐着玩儿……
我说：“我还会来看你的。”
他说：“请你……替我向那些孩子们多多解释……”
我说：“一定。”
但我并未再去看过他，仅和他通过几次电话，而且是他打来的。冉倒是又到我家几次，一次专为替她父亲给我送书，是她父亲著的《社会心理学发凡》。老先生用毛笔写了赠言，盖了印章……
不料想他却死了，被一个女人用雨伞捅死了。捅死一位闻名中外的社会心理学家的雨伞，会是一柄怎样的雨伞呢？那女人，又会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我并不很悲哀，甚至可以坦率地说，悲哀不起来。因为老先生对于我，无异于一个符号。悲哀，其实是人比同情、比怜悯、比仁爱、比一切情感更吝啬的情感。我们自己死了，不是我们亲友的人，和我们过从并不密切的人，也是不会对我们慷慨到哪儿去的。我对他的死更感到的是荒唐——也死得太特别了啊……
我去参加了他的追悼会。参加的人不多，四十几个人。除了亲友，再就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二十多岁的有之，三十多岁的有之，五十来岁的也有之。我指的是他的弟子们。一位学者有三代弟子，也算不枉当一回学者了。那些个他的弟子，也有白了头发的，也有秃了顶的，也有踌踏志满的仿佛学识深不可测的研究生。不是参加一位社会心理学家的追悼会，我还真没想到过，在中国竟有那么多人吃社会心理学这一碗饭。
悲痛的氛围环绕并笼罩着人们。当然最悲痛的是他的老伴儿，其次是他的弟子们和弟子们的弟子们。我看他们的悲痛和他的老伴儿的悲痛，是区别很大的品种两样的悲痛。区别倒也不仅仅在于：对他的老伴儿而言死了的是老伴儿，对他的弟子和弟子的弟子们而言死了的是导师。似乎区别更在于：他对她很重要，而他对他们虽然谈不上什么重要不重要的，却仿佛是更加有感情的。如同一个人用惯了一支老式的钢笔，现在它摔坏了，绝对地修不好了，今后再也不能用它了，并且连当成件纪念品保存着都不行了。尽管可以换支笔，甚至是一支最新产品，但用原先那支老式钢笔的特殊习性是中止了，也许连握笔的指法亦必须改变并重新适应……
以一种仪式而言，那是我所参加过的程序最紧凑时间最短的一次追悼会，从开始到结束不过十几分钟。质量却是一流的。我的意思是，人们的态度都很虔诚，看不出谁是逢场作戏而来的。这当然指的是他的弟子和弟子们的弟子。我虽然不是他的弟子或弟子的弟子，但受氛围的影响，也掉了几滴眼泪。
人们四散时，冉走到我身边，低声对我说：“我母亲想请你随车到我家去。”
我问：“老太太有什么需要我参谋的事吗？”
冉苦笑了一下，迷惘地说：“我不清楚。有些事，我母亲好像不愿我介入意见。”
我感到受宠若惊起来，信誓旦旦地回答：“你回复老太太，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事，我决不推诿。”
我踏上面包车，老太太已坐在车里了。她表情肃穆之极，仿佛车不是要送她回家，而是要把她送到某座庵里去；仿佛她因老伴儿的死，看破红尘，决意剃度为尼似的。她对我微微点头，目光中有某种信任感。我想冉肯定已把我的话回复给她了。
我跟随冉母女来到她们家。刚在客厅落座，冉刚沏上一杯茶给我，老太太便对冉说：“冉，你先到别的房间去。我们有话要单独谈谈。”
冉默默地遵从退出了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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