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不信，没什么大不一样的。要说不一样，是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变了，时代毕竟进步了。如果时代一点儿没进步，我们经历过的，你们再经历一遍，我敢肯定，你们比我强不了多少。打你们几百万‘右派’，你们这一代也会发蒙的。不蒙才怪呢！”
我不说了，尽管我心里并不完全苟同他。我知道，我再说什么，又全引起他许多别的话。可爱的老汉（我这么称呼他）屁股沉得很，每次到我这儿，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问：“你还听不听了？”
我说：“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嘛！”
他笑了笑，说：“你若写小说，稿费我提成。”
我发誓地说：“我才不写呢！我对‘右派’题材毫无创作冲动。你干脆别痴心妄想。这些个陈糠烂谷子，谁看啊！我耐着性子听你唠叨，是因为你非要带我去见你那位老朋友，而我不过希望对一个新结识的人了解得多些。”
他说：“我要对你讲的，也主要是后来的事儿，后来，我们把他忘了。正应了他那句话。人想不忘谁，就忘不了。想忘了谁比想记住谁容易得多。忘，或不忘，纯粹是主观支配的结果。一旦想明白了记着的徒劳无益，自寻烦恼，没有意义，等于自己给自己增添心灵负担和精神砝码，彻底忘了，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真的。真的忘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别说朋友之间，生身父母又怎么样呢？救命恩人又怎么样呢？刚死的时候，我们记着，因为记着而忧伤，而郁郁寡欢。日子一久呢？我们就难免会常常对自己这么说，反正他们已经死了，人死了是再也活不了的。心里永远记着不忘，那又怎么样呢？莫如忘了吧，于是就忘了。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你们是把他当成一个死掉了的人了？”
他说：“你也可以这么认为。总之，我们终于彻底把他忘了。”
我说：“终于？”
他说：“是的，终于。后来我们也不太聚会了。偶尔聚会，也没谁提到他了。这倒不是我们互相避免提到他。而是，的的确确地，似乎都把他忘了，仿佛我们从来就不曾有他那么一个朋友。我刚才已经说过，忘了一个人、一件事，是很容易很容易的，是最简单不过的。张洁写过一篇挺轰动的小说，叫《爱是不能忘记的》，对不对？是叫那个题目吧？张洁描写的那一种爱，是很古典的一种爱。某个搞评论的，认为那是现代的情爱观。那现代什么呢？不能忘记，那不是很古典吗？可惜我不是搞评论的。我要是，就从这个角度去评。能爱，能忘，这才是现代的。我那儿子，总唱一首流行歌——不求终生拥有，只图片刻占有。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才叫现代呢！那是打算背转身就忘了，还坦白地预先告诉你……”
我不由得看了一眼挂表，说：“‘老汉’，你扯远了。”
他说：“没扯远，我是打个比方。我们和他，几个男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感情基础不过就是人们所谓的友谊，又不是爱，念念不忘的，反而不太正常了不是？后来不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吗？我们这些年轻轻就经过‘反右’的人，都很胆小、很谨慎、明哲保身了。人们常说的，心有余悸。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在干校里了。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割麦子，工宣队的一个人喊我到队部去接电话。我问他哪来的电话，他说是文化部打来的。我一听心里直扑腾，惴惴不安。看他那样子又挺严肃，还不敢多问。接电话时开始是个女人的声音，问清楚了我的姓名之后，嘱咐我别放听筒，说不是她要和我通话，是她的‘领队’。我更困惑了。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是他……”
“是他？我可没猜到。”
“我当时更没猜到哇！我又怎么能猜得到呢？可他还不说出他是谁，非让我猜。说出他的名字之后，我仍没有立刻想起他是谁来。彻底把他忘了嘛！‘你忘了你认识的唯一一位歌唱家，你可不应该呀！’他这么提示我。我当然一下子就想起他来了。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紧了。我看了一眼坐在桌子对面那位工宣队员，故意用一种比较冷淡的口吻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想和当年的几位好朋友聚一聚。别人的下落他一概不清楚了，费了些周折才找到我，让我替他通知。他好像一点儿也没听出我口吻的冷淡。而他的口吻，在我听来，倒是没比地热切。我问他到北京干什么。他说带队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我一听愣了半天，怀疑他骗我，就技巧地问他住在哪儿。他说目前暂住文化部招待所，让我们第二天晚上都到那儿去找他。这就不可能是骗我了呀！但我的困惑却有增无减。寻思不通，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他何以又会成了‘领队’，何以又有了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什么的资格？我说我恐怕请不下假。他说这好办，让我把听筒给我们的负责人，他让部调演办公室替我请假。我狐狐疑疑地将听筒递给了坐在桌对面的那个工宣队员，他一边听，一边连说行，行，可以，没问题。放下听筒，便很宽厚地批准了我三天假。我那一种高兴没法儿形容。有机会逃避三天劳动也是幸运的嘛！我当时就给其他的人拨电话，一一告诉他们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他们当然也半信半疑。我发誓我告诉他们的一切都千真万确。他们也犯愁请不下假来，我就央求我的负责人，也就是那个工宣队员，替他们向他们的负责人请假。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这种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和工宣队的关系混得挺不错，所谓和平共处。他挺乐于给我这点儿面子的。工宣队和工宣队之间，事情就好办多了。何况，他含蓄地打出了文化部的旗号。那时代，你也知道，国防部、外交部，似乎都不算什么重要的部了。文化部的旗号，却是相当具有权威性的。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他就替他们一一都请准了假。放下听筒，他向我提出一项小小的回报，希望我能给他弄几张汇报演出的票。这当然一点儿也不过分了。汇报演出的团体的‘领队’是我们朋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尽管当时我和他都不清楚演出的是什么。但他仍很高兴。他说不管什么都去看。当年，能不能看上一场汇报演出，不仅是个欣赏机会的问题，还是某种资格的证明方式，是完全可以向别人进行炫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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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说了，尽管我心里并不完全苟同他。我知道，我再说什么，又全引起他许多别的话。可爱的老汉（我这么称呼他）屁股沉得很，每次到我这儿，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
他问：“你还听不听了？”
我说：“我这不正洗耳恭听嘛！”
他笑了笑，说：“你若写小说，稿费我提成。”
我发誓地说：“我才不写呢！我对‘右派’题材毫无创作冲动。你干脆别痴心妄想。这些个陈糠烂谷子，谁看啊！我耐着性子听你唠叨，是因为你非要带我去见你那位老朋友，而我不过希望对一个新结识的人了解得多些。”
他说：“我要对你讲的，也主要是后来的事儿，后来，我们把他忘了。正应了他那句话。人想不忘谁，就忘不了。想忘了谁比想记住谁容易得多。忘，或不忘，纯粹是主观支配的结果。一旦想明白了记着的徒劳无益，自寻烦恼，没有意义，等于自己给自己增添心灵负担和精神砝码，彻底忘了，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事。真的。真的忘了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别说朋友之间，生身父母又怎么样呢？救命恩人又怎么样呢？刚死的时候，我们记着，因为记着而忧伤，而郁郁寡欢。日子一久呢？我们就难免会常常对自己这么说，反正他们已经死了，人死了是再也活不了的。心里永远记着不忘，那又怎么样呢？莫如忘了吧，于是就忘了。你说是不是呢？……”
我说：“你们是把他当成一个死掉了的人了？”
他说：“你也可以这么认为。总之，我们终于彻底把他忘了。”
我说：“终于？”
他说：“是的，终于。后来我们也不太聚会了。偶尔聚会，也没谁提到他了。这倒不是我们互相避免提到他。而是，的的确确地，似乎都把他忘了，仿佛我们从来就不曾有他那么一个朋友。我刚才已经说过，忘了一个人、一件事，是很容易很容易的，是最简单不过的。张洁写过一篇挺轰动的小说，叫《爱是不能忘记的》，对不对？是叫那个题目吧？张洁描写的那一种爱，是很古典的一种爱。某个搞评论的，认为那是现代的情爱观。那现代什么呢？不能忘记，那不是很古典吗？可惜我不是搞评论的。我要是，就从这个角度去评。能爱，能忘，这才是现代的。我那儿子，总唱一首流行歌——不求终生拥有，只图片刻占有。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才叫现代呢！那是打算背转身就忘了，还坦白地预先告诉你……”
我不由得看了一眼挂表，说：“‘老汉’，你扯远了。”
他说：“没扯远，我是打个比方。我们和他，几个男人和一个男人之间，感情基础不过就是人们所谓的友谊，又不是爱，念念不忘的，反而不太正常了不是？后来不就发生‘文化大革命’了吗？我们这些年轻轻就经过‘反右’的人，都很胆小、很谨慎、明哲保身了。人们常说的，心有余悸。到了七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在干校里了。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割麦子，工宣队的一个人喊我到队部去接电话。我问他哪来的电话，他说是文化部打来的。我一听心里直扑腾，惴惴不安。看他那样子又挺严肃，还不敢多问。接电话时开始是个女人的声音，问清楚了我的姓名之后，嘱咐我别放听筒，说不是她要和我通话，是她的‘领队’。我更困惑了。你肯定已经猜到了，是他……”
“是他？我可没猜到。”
“我当时更没猜到哇！我又怎么能猜得到呢？可他还不说出他是谁，非让我猜。说出他的名字之后，我仍没有立刻想起他是谁来。彻底把他忘了嘛！‘你忘了你认识的唯一一位歌唱家，你可不应该呀！’他这么提示我。我当然一下子就想起他来了。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紧了。我看了一眼坐在桌子对面那位工宣队员，故意用一种比较冷淡的口吻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想和当年的几位好朋友聚一聚。别人的下落他一概不清楚了，费了些周折才找到我，让我替他通知。他好像一点儿也没听出我口吻的冷淡。而他的口吻，在我听来，倒是没比地热切。我问他到北京干什么。他说带队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我一听愣了半天，怀疑他骗我，就技巧地问他住在哪儿。他说目前暂住文化部招待所，让我们第二天晚上都到那儿去找他。这就不可能是骗我了呀！但我的困惑却有增无减。寻思不通，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他何以又会成了‘领队’，何以又有了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什么的资格？我说我恐怕请不下假。他说这好办，让我把听筒给我们的负责人，他让部调演办公室替我请假。我狐狐疑疑地将听筒递给了坐在桌对面的那个工宣队员，他一边听，一边连说行，行，可以，没问题。放下听筒，便很宽厚地批准了我三天假。我那一种高兴没法儿形容。有机会逃避三天劳动也是幸运的嘛！我当时就给其他的人拨电话，一一告诉他们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他们当然也半信半疑。我发誓我告诉他们的一切都千真万确。他们也犯愁请不下假来，我就央求我的负责人，也就是那个工宣队员，替他们向他们的负责人请假。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这种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和工宣队的关系混得挺不错，所谓和平共处。他挺乐于给我这点儿面子的。工宣队和工宣队之间，事情就好办多了。何况，他含蓄地打出了文化部的旗号。那时代，你也知道，国防部、外交部，似乎都不算什么重要的部了。文化部的旗号，却是相当具有权威性的。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他就替他们一一都请准了假。放下听筒，他向我提出一项小小的回报，希望我能给他弄几张汇报演出的票。这当然一点儿也不过分了。汇报演出的团体的‘领队’是我们朋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尽管当时我和他都不清楚演出的是什么。但他仍很高兴。他说不管什么都去看。当年，能不能看上一场汇报演出，不仅是个欣赏机会的问题，还是某种资格的证明方式，是完全可以向别人进行炫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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