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更没猜到哇！我又怎么能猜得到呢？可他还不说出他是谁，非让我猜。说出他的名字之后，我仍没有立刻想起他是谁来。彻底把他忘了嘛！‘你忘了你认识的唯一一位歌唱家，你可不应该呀！’他这么提示我。我当然一下子就想起他来了。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紧了。我看了一眼坐在桌子对面那位工宣队员，故意用一种比较冷淡的口吻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说想和当年的几位好朋友聚一聚。别人的下落他一概不清楚了，费了些周折才找到我，让我替他通知。他好像一点儿也没听出我口吻的冷淡。而他的口吻，在我听来，倒是没比地热切。我问他到北京干什么。他说带队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我一听愣了半天，怀疑他骗我，就技巧地问他住在哪儿。他说目前暂住文化部招待所，让我们第二天晚上都到那儿去找他。这就不可能是骗我了呀！但我的困惑却有增无减。寻思不通，这世界究竟是怎么了？他何以又会成了‘领队’，何以又有了向文化部首长汇报演出什么的资格？我说我恐怕请不下假。他说这好办，让我把听筒给我们的负责人，他让部调演办公室替我请假。我狐狐疑疑地将听筒递给了坐在桌对面的那个工宣队员，他一边听，一边连说行，行，可以，没问题。放下听筒，便很宽厚地批准了我三天假。我那一种高兴没法儿形容。有机会逃避三天劳动也是幸运的嘛！我当时就给其他的人拨电话，一一告诉他们这件意想不到的事。他们当然也半信半疑。我发誓我告诉他们的一切都千真万确。他们也犯愁请不下假来，我就央求我的负责人，也就是那个工宣队员，替他们向他们的负责人请假。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这种老老实实接受思想改造的人，和工宣队的关系混得挺不错，所谓和平共处。他挺乐于给我这点儿面子的。工宣队和工宣队之间，事情就好办多了。何况，他含蓄地打出了文化部的旗号。那时代，你也知道，国防部、外交部，似乎都不算什么重要的部了。文化部的旗号，却是相当具有权威性的。几乎没费什么口舌，他就替他们一一都请准了假。放下听筒，他向我提出一项小小的回报，希望我能给他弄几张汇报演出的票。这当然一点儿也不过分了。汇报演出的团体的‘领队’是我们朋友，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尽管当时我和他都不清楚演出的是什么。但他仍很高兴。他说不管什么都去看。当年，能不能看上一场汇报演出，不仅是个欣赏机会的问题，还是某种资格的证明方式，是完全可以向别人进行炫耀的事……
“第二天晚上我们都按时聚齐在文化部招待所门口，他们几个和我的想法一样，都说别的先不去管，逃避三天劳动的确是一种幸运……
“我们原以为会见到一个比从前瘦弱得多的、营养不良的、脸带菜色的、身心憔悴不堪的人。没想到他反而比从前壮实了，肩宽了，胸也厚了。那分明是十多年体力劳动的结果。他脸膛黑了，却不见有明显的皱纹。有些旁人在场，我们不太敢主动对他表示过分的亲热。他可没什么顾忌，逐个儿拥抱我们，感慨万端地说我们都老了。他说的是实际情况。与他比起来，我们分明地都老了。身心憔悴的是我们，并不是他。那些旁人识趣地离开后，我们才开始向他问这问那。
“他说，他为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作出了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相当重要的贡献。他说‘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语气很自豪，仿佛从来就是无可争议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说他将八个革命样板戏，全成功地移植为二人转了。文化部调演办公室的一位处长，发现了这一可喜的文艺成果后，予以高度的评价。所以他有幸带队晋京汇报演出。他并不讳言他的‘政治污点’。他说由于他在劳改阶段表现好，第三年就摘掉‘右派’帽子了。劳改单位还十分鼓励他发挥一技之长，使他成为劳改单位的一名文艺骨干。他说他创作了几十首革命政治歌曲。有的还在电台播放过。他说，过几天，部首长将观看他们的演出。之后**同志要亲自审查。**同志如果满意，将指示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文献片。他说由于他对样板戏作出的这一重大贡献，他当年那点儿小小不言的政治闪失，可能被一笔勾销。还说，文化部对他这个人极感兴趣，想树立一个不但可以被改造好，而且可以被信任，甚至委以重任的文艺工作者典型。谈到这一点他颇露得色，仿佛他铁板钉钉地已然是那么一个典型了。分明地，他对能成为那么一个典型不但满怀信心，而且满怀憧憬。似乎这一点，正是他的一种梦寐以求的大希望。并且，更大的希望更宽广的个人前途，也必将从此开始。说实在话，他谈得不但使我们足以对他刮目相看，而且足以引起我们的暗暗滋生的嫉妒心理了。因为，与我们相比，他是一个满怀信心、满怀憧憬、大有希望的人。在当年，能找到这么一份儿良好的自我感觉的人并不很多呵。比如我们，就一个个活得心灰意冷的，根本看不到什么个人前途，也便没有任何信心憧憬可言，连什么时候结束改造，什么时候可能重新分配职业和工作，都是渺茫的、无法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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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晚上我们都按时聚齐在文化部招待所门口，他们几个和我的想法一样，都说别的先不去管，逃避三天劳动的确是一种幸运……
“我们原以为会见到一个比从前瘦弱得多的、营养不良的、脸带菜色的、身心憔悴不堪的人。没想到他反而比从前壮实了，肩宽了，胸也厚了。那分明是十多年体力劳动的结果。他脸膛黑了，却不见有明显的皱纹。有些旁人在场，我们不太敢主动对他表示过分的亲热。他可没什么顾忌，逐个儿拥抱我们，感慨万端地说我们都老了。他说的是实际情况。与他比起来，我们分明地都老了。身心憔悴的是我们，并不是他。那些旁人识趣地离开后，我们才开始向他问这问那。
“他说，他为推广和普及革命样板戏，作出了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相当重要的贡献。他说‘革命文艺工作者’时，语气很自豪，仿佛从来就是无可争议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他说他将八个革命样板戏，全成功地移植为二人转了。文化部调演办公室的一位处长，发现了这一可喜的文艺成果后，予以高度的评价。所以他有幸带队晋京汇报演出。他并不讳言他的‘政治污点’。他说由于他在劳改阶段表现好，第三年就摘掉‘右派’帽子了。劳改单位还十分鼓励他发挥一技之长，使他成为劳改单位的一名文艺骨干。他说他创作了几十首革命政治歌曲。有的还在电台播放过。他说，过几天，部首长将观看他们的演出。之后**同志要亲自审查。**同志如果满意，将指示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文献片。他说由于他对样板戏作出的这一重大贡献，他当年那点儿小小不言的政治闪失，可能被一笔勾销。还说，文化部对他这个人极感兴趣，想树立一个不但可以被改造好，而且可以被信任，甚至委以重任的文艺工作者典型。谈到这一点他颇露得色，仿佛他铁板钉钉地已然是那么一个典型了。分明地，他对能成为那么一个典型不但满怀信心，而且满怀憧憬。似乎这一点，正是他的一种梦寐以求的大希望。并且，更大的希望更宽广的个人前途，也必将从此开始。说实在话，他谈得不但使我们足以对他刮目相看，而且足以引起我们的暗暗滋生的嫉妒心理了。因为，与我们相比，他是一个满怀信心、满怀憧憬、大有希望的人。在当年，能找到这么一份儿良好的自我感觉的人并不很多呵。比如我们，就一个个活得心灰意冷的，根本看不到什么个人前途，也便没有任何信心憧憬可言，连什么时候结束改造，什么时候可能重新分配职业和工作，都是渺茫的、无法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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