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可不嘛。不过，当年有当年的特殊情况。当年我的情况尤其特殊。当年我正在大学里进修，连教授、讲师，带学生，一总划了六百多‘右派’，谁心里不发毛哇？都到运动后期了，我们班又超额划了三个‘右派’。有一天说是过团组织生活，党支部书记来了，指着一个同学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那个同学就出去了。于是团支部书记就宣布了：‘×××，已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一会儿回来，咱们就开批判会。’他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哇！我们也没想到哇！第二天，同样的方式，又多了一个‘右派’。于是宣布，运动在我们班，算是基本结束了。每个学生都暗暗缓了一口气。那天晚上，有个农村同学喝醉了酒，那时学校纪律极严，是绝对不允许在宿舍喝酒的。他母亲去世了。没批他假，要他节哀，参加政治运动。因为人人缓了一口气，他当然也跟着缓了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缓，他那个人悲哀，也就终于克制不住了。他大概认为他有理由违反一次校规，所以才敢公然在宿舍喝酒。他没酒量，最多也就喝了一两多。但他醉得很彻底，边哭边说。除了对‘右派’须划清界限，采取翻脸不认人的态度和立场，在没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们之间，革命的团结友爱还是存在的。大家一看他越哭越伤心，越说话越多，就把党支书请来了。我们的党支书是位女同学，也是“调干生”，在班里年龄最大。年龄最大也不过就三十二三岁，高挑的个子，很漂亮。当年中国人里长得比较洋气的似乎不多，她就算是一个了。在学校里主演过《娜拉出走》里的娜拉，还演过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里的伯爵夫人。我们都公认她循循善诱，很会劝人。我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乔姐，所以才把她请来。她和那个喝醉了的农村同学并肩而坐，一只手从身后搭在他肩上，细语柔声地劝他别哭。他仍哭，仍说。越说，使我们听来，农村人对现实不满的话越多。连我们的觉悟，都听出来了，党支部书记能听不出来吗？她听出来了，能丝毫也没有听出来了的反应吗？她就朝我们中的一个人，暗暗打手势。于是那个人就悄悄递给她小本儿和笔。能不递吗？他不递，别人也会递啊！于是，在我们好几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她的一只手仍友爱地搭在那个喝醉了酒的同学肩上，嘴里仍细语柔声地劝着他，却将小本儿垫在膝盖上，另一只手飞快地记录。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扇他一耳光，对他大吼一声：‘别哭了！别说了！’可谁敢呢？那将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终于他哭累了，说累了，倒在床上，呼呼沉睡过去了。乔姐扫视了我们一遍，说：‘你们干吗非得把我请来不可呢？’看样子她挺生气的，一说完就拿着小本儿走了。她一走我们就熄了灯，都躺下了。每个人都翻来覆去的。床铺声响了一夜，伴着叹气声。那个喝醉了的同学倒是睡得没比得香，还打呼噜。当然，我们睡不着，并非由于他打呼噜。第二天他被补划了‘右派’。那以后我见到乔姐，心里就忐忑。她对我笑，我就会一天坐立不安。但是，设身处地，换个角度替她想想，她不记录行吗？若不汇报行吗？若不，万一我们中有一个人汇报了，她怎么办？党支部书记，耳听着‘右派’言论，不记录、不汇报，你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划你个‘右派’，也不冤枉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我们当年太可以了，是不？你若在当年，目睹身旁发生的这些事儿，和我们不会两样？那时谁心里也没底儿呀！谁知道究竟要划几批啊？说基本结束了，一晚上的工夫，不是又眼睁睁地补划了一个吗？当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这样的情形——我正和别人一起开会，乔姐出现在门口，指着我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醒来吓出一身冷汗……”
我说：“其实我那话的意思是，现在的人们，和你们当年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说：“我不信，没什么大不一样的。要说不一样，是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变了，时代毕竟进步了。如果时代一点儿没进步，我们经历过的，你们再经历一遍，我敢肯定，你们比我强不了多少。打你们几百万‘右派’，你们这一代也会发蒙的。不蒙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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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其实我那话的意思是，现在的人们，和你们当年可能就不一样了。”
他说：“我不信，没什么大不一样的。要说不一样，是时代不一样了。时代变了，时代毕竟进步了。如果时代一点儿没进步，我们经历过的，你们再经历一遍，我敢肯定，你们比我强不了多少。打你们几百万‘右派’，你们这一代也会发蒙的。不蒙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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