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的春节我们照例聚在一起，聚在我家。因为往年都是聚在他家，所以我们都想起了他。我说我给他回了信，也给他寄了东西，其实我没回信也没寄东西。当年我才二十**岁，在我们之中年纪最小，也是最踌躇满志的一个。如果我当年四十多岁，我相信，我也不会在这样的事上撒谎。如今回想起来，太虚伪太卑劣了是不是？当年二十**岁的人，谁不怕因为一件小事做得不妥，而将自己一生的前途毁了呀。别人听我说早已回信，寄了东西，便纷纷都说，他们也写了回信，也寄了东西……
“我隐瞒了一件事，没有如实地告诉他们，并且，打算永远都不告诉他们。事实上，我也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自己又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他的妻子寄给我个人的信。你先别急，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想明白为什么寄给我，而不寄给其他人是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同时也是我妻子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要比他们夫妇和另外几家的关系更为亲近。而且，他们夫妻，是我和我妻子的介绍人，还是我儿子的干爸和干妈。当年我们的儿子才两岁。他的妻子为了他的事业，还没怀过孩子。他们夫妻曾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再有了第二个孩子，不管是男孩儿还是女孩儿，他们都将抱养了去。我们夫妻半真半假地答应过。他妻子在给我们的信中，说她终于醒悟了，人世间的情义，不过有如火烧云，当人们以为火烧云像什么的时候，正是它开始不像什么的时候。而人们永远都认为火烧云像什么，不过恰恰说明了火烧云永远什么都不像。火烧云每一瞬间都在变化。人们欣赏它，实在不过是人们过分欣赏自己想象之中的东西罢了。信中还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天天企盼着我们的回信和企盼着收到一个包裹。哪怕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包裹。而对一封回信的企盼，要比对一个包裹的企盼强烈得多。有一天他溜出了劳改队，致使劳改队准备出动军犬对他进行常规搜捕。而他却醉醺醺地回来了，嘴里喃喃絮叨着——‘把我给忘了，把我给忘了……’他被关了禁闭。他号啕大哭。显然他没有预料到，把他给忘了其实是很正常的事……那封信写得很悲哀、很凄婉，但是也没写什么尖刻的怨词，仿佛用书信的方式，讲一个感伤的现代寓言……”
除非在紧急的情况下，当别人对我娓娓地很投入地叙述一件事的时候，我是从不打断别人的。我有默默地一直听下去的耐性。当然，这并不证明我这个人有修养，其实我有极端自私的目的。经验告诉我叙述是一种心灵的逐渐袒露的过程。叙述者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向倾听者无偿地奉献了某些较独特的人生体验。而我已开始学会了从中偷窃某些东西去写小说。当然，按理说这是不可告人的。但我相信许多读者早就明白了小说家们这一行为了。所以我也就认为对此不必遮遮掩掩了。
我问：“你们没回信？”
我的客人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
我说：“你们当年太可以了。”
他说：“是啊。”
我说：“如今回忆起来，心里滋味儿不好受吧？”
他说：“可不嘛。不过，当年有当年的特殊情况。当年我的情况尤其特殊。当年我正在大学里进修，连教授、讲师，带学生，一总划了六百多‘右派’，谁心里不发毛哇？都到运动后期了，我们班又超额划了三个‘右派’。有一天说是过团组织生活，党支部书记来了，指着一个同学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那个同学就出去了。于是团支部书记就宣布了：‘×××，已被正式定为右派分子。一会儿回来，咱们就开批判会。’他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哇！我们也没想到哇！第二天，同样的方式，又多了一个‘右派’。于是宣布，运动在我们班，算是基本结束了。每个学生都暗暗缓了一口气。那天晚上，有个农村同学喝醉了酒，那时学校纪律极严，是绝对不允许在宿舍喝酒的。他母亲去世了。没批他假，要他节哀，参加政治运动。因为人人缓了一口气，他当然也跟着缓了一口气。这一口气一缓，他那个人悲哀，也就终于克制不住了。他大概认为他有理由违反一次校规，所以才敢公然在宿舍喝酒。他没酒量，最多也就喝了一两多。但他醉得很彻底，边哭边说。除了对‘右派’须划清界限，采取翻脸不认人的态度和立场，在没被打成‘右派’的同学们之间，革命的团结友爱还是存在的。大家一看他越哭越伤心，越说话越多，就把党支书请来了。我们的党支书是位女同学，也是“调干生”，在班里年龄最大。年龄最大也不过就三十二三岁，高挑的个子，很漂亮。当年中国人里长得比较洋气的似乎不多，她就算是一个了。在学校里主演过《娜拉出走》里的娜拉，还演过安娜·卡列尼娜，《堂·吉诃德》里的伯爵夫人。我们都公认她循循善诱，很会劝人。我们都尊敬地称呼她乔姐，所以才把她请来。她和那个喝醉了的农村同学并肩而坐，一只手从身后搭在他肩上，细语柔声地劝他别哭。他仍哭，仍说。越说，使我们听来，农村人对现实不满的话越多。连我们的觉悟，都听出来了，党支部书记能听不出来吗？她听出来了，能丝毫也没有听出来了的反应吗？她就朝我们中的一个人，暗暗打手势。于是那个人就悄悄递给她小本儿和笔。能不递吗？他不递，别人也会递啊！于是，在我们好几双眼睛的注视之下，她的一只手仍友爱地搭在那个喝醉了酒的同学肩上，嘴里仍细语柔声地劝着他，却将小本儿垫在膝盖上，另一只手飞快地记录。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恨不得扇他一耳光，对他大吼一声：‘别哭了！别说了！’可谁敢呢？那将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不是明摆着的吗？终于他哭累了，说累了，倒在床上，呼呼沉睡过去了。乔姐扫视了我们一遍，说：‘你们干吗非得把我请来不可呢？’看样子她挺生气的，一说完就拿着小本儿走了。她一走我们就熄了灯，都躺下了。每个人都翻来覆去的。床铺声响了一夜，伴着叹气声。那个喝醉了的同学倒是睡得没比得香，还打呼噜。当然，我们睡不着，并非由于他打呼噜。第二天他被补划了‘右派’。那以后我见到乔姐，心里就忐忑。她对我笑，我就会一天坐立不安。但是，设身处地，换个角度替她想想，她不记录行吗？若不汇报行吗？若不，万一我们中有一个人汇报了，她怎么办？党支部书记，耳听着‘右派’言论，不记录、不汇报，你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划你个‘右派’，也不冤枉你。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我们当年太可以了，是不？你若在当年，目睹身旁发生的这些事儿，和我们不会两样？那时谁心里也没底儿呀！谁知道究竟要划几批啊？说基本结束了，一晚上的工夫，不是又眼睁睁地补划了一个吗？当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这样的情形——我正和别人一起开会，乔姐出现在门口，指着我说：‘你出来一下，我有事找你。’醒来吓出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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