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儒同样影响着传统儒生，不断吸取其他学派的观点，如贾氏先祖贾谊就是一个带有浓厚法家思想色彩的新儒。
而贾逵本人除了是古文经大师外，还是一位天文学家。他是最先提出月球非匀速运行的人，并发明了太史黄道铜仪，在传统天文仪器基础上增加了黄道运行轨迹，为张衡的浑天仪及后世的历法确定打下了基础。
大发明家张衡同样是自幼学习五经，贯通六艺的新儒代表，所以汉儒仍旧是一群思想开放，敢于探索的儒生。
汉儒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入仕或者罢官后纯粹研究学术的儒士，因为他们个人并没有当官的诉求，也就不需要维护“仕途正统”的今文经，多数人反倒开始成为古文经的拥护者。
如扶风马氏的马融，就是一位贯通古今的大儒，他为贾逵所传的《古文尚书》和《毛诗》分别作了传，又对古文经中的《周礼》作了《周官传》；再以《春秋左传》为基础，吸取了部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特点，撰成《春秋三传异同说》；并以古文经《费氏易》为基础，兼采今文经易学各派渊源，编写了《马氏易》。
自此，古文经大兴于世。
当代大儒郑玄对马融作传的各类古文经典再加上了自己的注解后，古文经更是彻底统一了朝堂以外的儒家江湖。
即便是家传今文经的家族也不得不开始研习古文经典，只是仍占着官学博士的坑位不肯让步。
做学术探讨和研究是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牺牲仕途在所难免，不过这样可以换来更高的清流声望，于是汉儒中又诞生了第三个特征群体：清谈隐士！
不管是指点江山，还是激扬文字，自古以来这里面就少不了滥竽充数的人。
如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是真正“会当凌绝顶”的那一小搓人，但跟着摇旗呐喊的就不知道有多少是被“一览众山小”的了。毕竟汉代的官不是那么好当的，没能力你坐不稳当，整日还得案牍劳形。
相较之下点评时事，抨击世风，穿凿附会，显摆学问，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言论自由。因此就有了一批人专以不入仕而邀名的士子。
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很强大的逻辑：我不当官，你无法证明我无才，却可以被我用来证明我志行高远，不与世俗同污，这样我至少是个有德的人。你当了官，不管做的怎么样，我都很容易挑出你德行或者才能上的瑕疵，来证明你是个无德或者无才，或者既无德又无才的人。
基于这样一种先天立于不败之地的逻辑，汉代儒生中也盛产著名的“隐士”和评论家。
尤其是党锢之祸后，很多经学世家仕途被阻，不得不做在野党，使得清谈评议的力量越发强大。
与之相对的，这个时期要想入仕做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需要与宦官集团合作或者妥协，这就导致他们在关于品德方面的舆论容易被吃亏。
张猛和苏则前两天去拜访的韦氏，他们上一代的家主韦著，就成了这么一个悲剧的反面教材。
韦著本来是想好好做个隐士攒声望的，从汉桓帝大将军梁冀在位的时候就一直拒绝朝廷征辟，连续推辞了十多年的时间。
直到汉灵帝早期，党锢之祸开始后，韦著却被宦官集团逼迫着去当官了。这下韦著的“隐士”人设瞬间崩塌，受到世人讥讽。
到了东海郡任上，韦著想通过对宦官和豪强子弟施以威严律法，来挽回自己的形象，结果反被人曝光他的妻子骄纵乱政，把自个儿官丢了。
归乡后的韦著仍受到“隐士”们的嘲笑，直至一年前死于奸宦之手，也未能洗清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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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贾逵本人除了是古文经大师外，还是一位天文学家。他是最先提出月球非匀速运行的人，并发明了太史黄道铜仪，在传统天文仪器基础上增加了黄道运行轨迹，为张衡的浑天仪及后世的历法确定打下了基础。
大发明家张衡同样是自幼学习五经，贯通六艺的新儒代表，所以汉儒仍旧是一群思想开放，敢于探索的儒生。
汉儒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入仕或者罢官后纯粹研究学术的儒士，因为他们个人并没有当官的诉求，也就不需要维护“仕途正统”的今文经，多数人反倒开始成为古文经的拥护者。
如扶风马氏的马融，就是一位贯通古今的大儒，他为贾逵所传的《古文尚书》和《毛诗》分别作了传，又对古文经中的《周礼》作了《周官传》；再以《春秋左传》为基础，吸取了部分公羊传和谷梁传的特点，撰成《春秋三传异同说》；并以古文经《费氏易》为基础，兼采今文经易学各派渊源，编写了《马氏易》。
自此，古文经大兴于世。
当代大儒郑玄对马融作传的各类古文经典再加上了自己的注解后，古文经更是彻底统一了朝堂以外的儒家江湖。
即便是家传今文经的家族也不得不开始研习古文经典，只是仍占着官学博士的坑位不肯让步。
做学术探讨和研究是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牺牲仕途在所难免，不过这样可以换来更高的清流声望，于是汉儒中又诞生了第三个特征群体：清谈隐士！
不管是指点江山，还是激扬文字，自古以来这里面就少不了滥竽充数的人。
如马融郑玄这样的大儒是真正“会当凌绝顶”的那一小搓人，但跟着摇旗呐喊的就不知道有多少是被“一览众山小”的了。毕竟汉代的官不是那么好当的，没能力你坐不稳当，整日还得案牍劳形。
相较之下点评时事，抨击世风，穿凿附会，显摆学问，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言论自由。因此就有了一批人专以不入仕而邀名的士子。
这样的人往往有一个很强大的逻辑：我不当官，你无法证明我无才，却可以被我用来证明我志行高远，不与世俗同污，这样我至少是个有德的人。你当了官，不管做的怎么样，我都很容易挑出你德行或者才能上的瑕疵，来证明你是个无德或者无才，或者既无德又无才的人。
基于这样一种先天立于不败之地的逻辑，汉代儒生中也盛产著名的“隐士”和评论家。
尤其是党锢之祸后，很多经学世家仕途被阻，不得不做在野党，使得清谈评议的力量越发强大。
与之相对的，这个时期要想入仕做官的士子，或多或少需要与宦官集团合作或者妥协，这就导致他们在关于品德方面的舆论容易被吃亏。
张猛和苏则前两天去拜访的韦氏，他们上一代的家主韦著，就成了这么一个悲剧的反面教材。
韦著本来是想好好做个隐士攒声望的，从汉桓帝大将军梁冀在位的时候就一直拒绝朝廷征辟，连续推辞了十多年的时间。
直到汉灵帝早期，党锢之祸开始后，韦著却被宦官集团逼迫着去当官了。这下韦著的“隐士”人设瞬间崩塌，受到世人讥讽。
到了东海郡任上，韦著想通过对宦官和豪强子弟施以威严律法，来挽回自己的形象，结果反被人曝光他的妻子骄纵乱政，把自个儿官丢了。
归乡后的韦著仍受到“隐士”们的嘲笑，直至一年前死于奸宦之手，也未能洗清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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