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建国后，刘秀又看到了儒家的另一个特点：“不好兵事”。
这个特点有些时候是优点，有些时候是缺点。对于东汉初，急需全民休养生息的汉王朝而言，儒家的这一点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在刘秀废除内郡材官骑士选拔制度后，他需要稍稍补偿一下内郡的大量中间阶层的小豪强、小地主、中产之家们缺少了军功入仕这一渠道。
于是刘秀将“五经博士”定为了“五经十四家”，博士的位置多了几个。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多举荐德行高远，擅长经典的儒士，由此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寒士群体。
即便如此，他也没忘汉家的基本法，在下达“四科取士诏”的时候，便说明了：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这样的“四科取士”，实际上就是汉代对儒生任官的层层考核：一是儒家的道德评判，德行高的人可以入仕；二是看你的经典掌握，大儒可任博士；三就回到了汉家律法上，明达法令，才能够担任文中御史；四就直接看实际的政务能力了，只有具备刚直品德又能带有智慧地处理政务之人，才能够被委任为三辅地区的一个县令。
到了东汉顺帝时期，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逐渐被世家垄断，为了确定这些世家子弟仍是有真才实干的，汉顺帝采用了左雄的意见“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前者用于考核儒生的学问是否扎实，后者考察文吏们是否熟习朝廷律法文书。又采用了黄琼的建议，增设孝悌和能从政者两科，通过这两项考核的孝廉才能够被任用为官。
因此，像“颍川四长”中的陈寔，最初亦不过是一个亭部佐吏；当代大儒郑玄，初入仕途之时也只是个乡佐这样不入流的乡官。
至于儒生“不好兵事”的缺点，汉代君主有的是办法调教，调你去当几年边郡太守，自然就能补上。
如颍川名士李膺，在汉顺帝时期曾任渔阳太守，护乌桓校尉等职，多次击退鲜卑侵犯；直到汉桓帝时羌人寇酒泉、张掖等郡，李膺都还被征召为了度辽将军，处理边防事务，其威严迫使羌人主动归还了掠去的汉人男女。
总体来看，汉王朝的官吏考评体制，对精研律法的文吏显然是更占优势的，而儒生如果仅仅依靠对儒家经典的学问研究和道德水平，是无法身居高位的。
因此汉代是一个儒士与文吏相互融合的时期。汉儒，尤其是入仕的儒生，并非死读书的纯儒，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大批出将入相的人物，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
终两汉之世，除了广大的中层官员和基层干部中大多数是非儒家出身以外，身居高位的公卿官员里，儒士也并非一家独大。
西汉武帝改革之后，儒者在公卿中的占比才五分之一出头，东汉时期略高，可公卿中儒士最多时也不过占五分之二。整个灵帝一朝，儒家公卿占比也才35.2%。剩下大量的公卿官员们仍是勋贵、戚族、宗室和律法世家出身。
注：西汉武帝以前，公卿273人，可以确认儒者出身的14人，占比5.1%。西汉武帝以后，公卿384人，儒者82人，占比21.3%。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公卿95人，儒者36人，占比38.9%；汉章帝至桓帝时期，公卿209人，儒者90人，占比43%；灵帝时为35.2%；献帝时26%。可参考马彪的《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和崔向东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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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特点有些时候是优点，有些时候是缺点。对于东汉初，急需全民休养生息的汉王朝而言，儒家的这一点当然是好事，尤其是在刘秀废除内郡材官骑士选拔制度后，他需要稍稍补偿一下内郡的大量中间阶层的小豪强、小地主、中产之家们缺少了军功入仕这一渠道。
于是刘秀将“五经博士”定为了“五经十四家”，博士的位置多了几个。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多举荐德行高远，擅长经典的儒士，由此催生了日益增长的寒士群体。
即便如此，他也没忘汉家的基本法，在下达“四科取士诏”的时候，便说明了：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
这样的“四科取士”，实际上就是汉代对儒生任官的层层考核：一是儒家的道德评判，德行高的人可以入仕；二是看你的经典掌握，大儒可任博士；三就回到了汉家律法上，明达法令，才能够担任文中御史；四就直接看实际的政务能力了，只有具备刚直品德又能带有智慧地处理政务之人，才能够被委任为三辅地区的一个县令。
到了东汉顺帝时期，两千石以上的高官逐渐被世家垄断，为了确定这些世家子弟仍是有真才实干的，汉顺帝采用了左雄的意见“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
前者用于考核儒生的学问是否扎实，后者考察文吏们是否熟习朝廷律法文书。又采用了黄琼的建议，增设孝悌和能从政者两科，通过这两项考核的孝廉才能够被任用为官。
因此，像“颍川四长”中的陈寔，最初亦不过是一个亭部佐吏；当代大儒郑玄，初入仕途之时也只是个乡佐这样不入流的乡官。
至于儒生“不好兵事”的缺点，汉代君主有的是办法调教，调你去当几年边郡太守，自然就能补上。
如颍川名士李膺，在汉顺帝时期曾任渔阳太守，护乌桓校尉等职，多次击退鲜卑侵犯；直到汉桓帝时羌人寇酒泉、张掖等郡，李膺都还被征召为了度辽将军，处理边防事务，其威严迫使羌人主动归还了掠去的汉人男女。
总体来看，汉王朝的官吏考评体制，对精研律法的文吏显然是更占优势的，而儒生如果仅仅依靠对儒家经典的学问研究和道德水平，是无法身居高位的。
因此汉代是一个儒士与文吏相互融合的时期。汉儒，尤其是入仕的儒生，并非死读书的纯儒，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涌现出了大批出将入相的人物，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
终两汉之世，除了广大的中层官员和基层干部中大多数是非儒家出身以外，身居高位的公卿官员里，儒士也并非一家独大。
西汉武帝改革之后，儒者在公卿中的占比才五分之一出头，东汉时期略高，可公卿中儒士最多时也不过占五分之二。整个灵帝一朝，儒家公卿占比也才35.2%。剩下大量的公卿官员们仍是勋贵、戚族、宗室和律法世家出身。
注：西汉武帝以前，公卿273人，可以确认儒者出身的14人，占比5.1%。西汉武帝以后，公卿384人，儒者82人，占比21.3%。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公卿95人，儒者36人，占比38.9%；汉章帝至桓帝时期，公卿209人，儒者90人，占比43%；灵帝时为35.2%；献帝时26%。可参考马彪的《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和崔向东的《汉代豪族地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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