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 | 秦统一进程的间谍史考察》-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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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间谍工作的隐秘性,用间过程中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泄密。《孙子·用间篇》特别强调:“故三军之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10]296—297有学者回顾中国古代间谍史,将其总结为十五种:“窃听、通讯、密码、代号、秘语、暗器、毒药、摹迹、密写、化装、查验、伪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汉典籍所见较多的是窃听技术。例如,范雎初见秦王,“左右多窃听者”,其中可能就潜伏有敌国间谍,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2]2409《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写道,主要活跃于秦惠王时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说樗里疾)曾运用“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国君与大臣之谈话内容,“凿穴”“道穴听之”等窃听手段使其能够探知政敌与秦王的“隐语”,并最终以此除去竞争对手。[12]319—320《墨子·备穴》记载“凿穴”人员选拔与设备情况:“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所谓“穴听”的具体设置:“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13]561—562类似技术可能在秦统一过程的“用间”活动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秦统一的历史进程,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军事征服活动完成的,由此造成的战争成本也十分惊人。《孙子·用间篇》首先便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子·作战篇》又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所谓“内外之费”“日费千金”等战争相关费用,恐怕主要还得由民众来承担。因此,《孙子》提出“用间”是确保战争胜利的重要前提。如果仅仅因为“爱爵禄百金”而不愿派出间谍,不仅决策者要背负“不仁”之名,从军事动员成本的角度考量也是得不偿失。历代《孙子》注解者对于所谓“不仁”有具体解说。

李筌曰:惜爵赏,不与间谍,令窥敌之动静,是为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间也。梅尧臣曰:相守数年,则七十万家所费多矣;而乃惜爵禄百金之微,不以遗间钓情取胜,是不仁之极也。王晳曰:惜财赏,不用间也。张预曰:相持且久,七十万家财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赏之细,不以间求索知敌情者,不仁之甚也。[10]289—290

出于“惜爵赏”“惜财赏”等微不足道的原因而主动选择“不用间”,却发动旷日持久的战争导致“七十万家财力一困”,可以认为是战争主导者因小失大的决策失误。

如果从经济角度考虑,战争并非解决纷争的最优选择。朱逢甲《间书》提出:“夫主战斗力也,用间斗智也。斗力何如斗智?战胜仅能杀贼党,用间可以擒贼王。……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5]187尉缭当时向秦王建议设立专门用间机构,其花费“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若以《孙子》中“兴师十万”需要“日费千金”来计算,“三十万金”仅仅相当于十万人的部队出征三百天的花费,但省却了至少七十万民众的休耕备战之劳。战国后期的战争规模,不仅常常超过十万人,而且持续时间也较长。例如,秦赵长平之战,仅仅赵国就被坑杀四十余万人,而秦获胜的代价也并不轻松,竟至于“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通过计算不难发现,“用间”活动显著地减少了士卒伤亡和民众负担。能够认识到“斗力”不如“斗智”与“用间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体现出关注民众疾苦、注重改善民生的“人本”倾向与人文关怀。

四、结语

秦人通过“用间”成功地瓦解了敌国合纵联盟,减少了统一过程中的阻力。尽管六**事实力总和要远强于秦国,但最终却被秦国各个击破。宋代学者已经认识到,秦人“以其间”取三晋,又“伐楚”“伐燕”,进而灭齐等一系列军事成功,都得到“用间”战略与间谍行动的有力支持。[14]142“用间”的成功为秦人“卒兼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不应忽视“间”者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上智为间”和“用间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早期间谍史上值得关注的现象。“用间”比较显著地减少了士卒伤亡和民众负担,其积极意义应当予以肯定。而有关此时期的“间”者往来与“用间”方式等问题,不仅是早期间谍史的重要内容,而且对后世间谍理论及其实践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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