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朱逢甲《间书》概述中国历史上的“用间”活动，认为“用间始于夏之少康，使女艾间浇”[5]1。先秦时已出现专门的间谍机构与职官。《周礼·秋官》:“士师之职，……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贼，三曰邦谍。”郑玄注:“汋读如酌”，因上古“邦”即“国”，故“国汋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而郑玄又注“邦谍”云:“为异国反间。”孙诒让释曰:“为异国反间者，谓以邦谍之密谋输入异国。”可见“邦汋”与“邦谍”在具体分工上又有侦察情报和反间破坏的不同侧重。《六韬》也提到军中“用间”之职:“耳目七人，主往来听言视变，览四方之事，军中之情。……羽翼四人，主扬名誉，震远方，摇动四境，以弱敌心。游士八人，主伺奸候变，开阖人情，观敌之意，以为间谍。”[9]73所谓“耳目”“羽翼”“游士”等名称，体现出间谍活动独有的隐秘性与灵活性。
“上智”与“谋臣”是先秦时“为间”人选的主要来源。《孙子·用间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用间”理论的兵家著作，也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早的专门文献，对古今中外的间谍思想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孙子·用间篇》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0]301《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其狱中上书云:“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谓“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等应是间谍活动的具体内容，而“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等语则反映出间谍活动的巨大成效。《孙子·用间篇》这样总结“用间”原则及其重要性:“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可细分为“五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其中尤以“反间”最为关键:“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间”指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有将计就计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动防御的高度，可视为早期反间谍的一种手段。但史籍中对于“反间”概念的界定不如《孙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将用间都说成反间，专指用计使敌人内部产生矛盾与分化。在尚无专门间谍训练的古代，如何选拔和招募间谍是一大难题。《孙子》未言其详，后世注家则多有发挥。例如，生间“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矫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还应“有贤材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己知其实”[10]296。复杂多样的“用间”任务，客观上要求执行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由于间谍工作的隐秘性，用间过程中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泄密。《孙子·用间篇》特别强调:“故三军之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10]296—297有学者回顾中国古代间谍史，将其总结为十五种:“窃听、通讯、密码、代号、秘语、暗器、毒药、摹迹、密写、化装、查验、伪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汉典籍所见较多的是窃听技术。例如，范雎初见秦王，“左右多窃听者”，其中可能就潜伏有敌国间谍，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2]2409《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写道，主要活跃于秦惠王时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说樗里疾)曾运用“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国君与大臣之谈话内容，“凿穴”“道穴听之”等窃听手段使其能够探知政敌与秦王的“隐语”，并最终以此除去竞争对手。[12]319—320《墨子·备穴》记载“凿穴”人员选拔与设备情况:“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所谓“穴听”的具体设置:“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13]561—562类似技术可能在秦统一过程的“用间”活动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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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与“谋臣”是先秦时“为间”人选的主要来源。《孙子·用间篇》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门论述“用间”理论的兵家著作，也是世界间谍史上最早的专门文献，对古今中外的间谍思想及其实践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孙子·用间篇》云:“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10]301《史记·李斯列传》记载其狱中上书云:“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2]2561所谓“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等应是间谍活动的具体内容，而“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等语则反映出间谍活动的巨大成效。《孙子·用间篇》这样总结“用间”原则及其重要性:“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可细分为“五间”:“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其中尤以“反间”最为关键:“五间之事，主必知之，知之必在于反间，故反间不可不厚也。”[10]290—300“反间”指使敌方间谍为我所用，有将计就计的意味，但尚未上升到主动防御的高度，可视为早期反间谍的一种手段。但史籍中对于“反间”概念的界定不如《孙子》的界定明晰，往往将用间都说成反间，专指用计使敌人内部产生矛盾与分化。在尚无专门间谍训练的古代，如何选拔和招募间谍是一大难题。《孙子》未言其详，后世注家则多有发挥。例如，生间“必取内明外愚、形劣心壮、矫捷劲勇、闲于鄙事、能忍饥寒垢耻者为之”，还应“有贤材智谋，能自开通于敌之亲贵，察其动静，知其事计，彼所为己知其实”[10]296。复杂多样的“用间”任务，客观上要求执行者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由于间谍工作的隐秘性，用间过程中还需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泄密。《孙子·用间篇》特别强调:“故三军之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10]296—297有学者回顾中国古代间谍史，将其总结为十五种:“窃听、通讯、密码、代号、秘语、暗器、毒药、摹迹、密写、化装、查验、伪造、判析、拆封、密藏。”[11]414—457秦汉典籍所见较多的是窃听技术。例如，范雎初见秦王，“左右多窃听者”，其中可能就潜伏有敌国间谍，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观秦王之俯仰。”[2]2409《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写道，主要活跃于秦惠王时期的政治家甘茂(一说樗里疾)曾运用“凿穴于王之所常隐语者”的特殊方式刺探国君与大臣之谈话内容，“凿穴”“道穴听之”等窃听手段使其能够探知政敌与秦王的“隐语”，并最终以此除去竞争对手。[12]319—320《墨子·备穴》记载“凿穴”人员选拔与设备情况:“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幎之以薄皮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所谓“穴听”的具体设置:“戒持罂，容三十斗以上，狸穴中，丈一，以听穴者声。”[13]561—562类似技术可能在秦统一过程的“用间”活动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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