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考试内容以儒家《四书》、《五经》为题，实置考生的道德取向为第一，体现了儒家“以德治国”的思想。即为官者须重官德，无德者不得为官。“德”即儒家所倡“忠、孝、节、义”等中华传统道德。而此以人伦本义为基础的考试，实与我五伦邦旨大合。
其二，考试形式的平民化，排斥门第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不承认士人门第出身与宦途的关系。此法子实承认华夏国民不论出身贵贱，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因此，通过平等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有助于国家的统一与上下齐心对待外敌。
其三，选官标准的开放性，即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排斥种族及国籍因素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如古来中华多有蛮夷族及周边属国士人，经科举在华为官的事例。明代清官海瑞为回人，李白的挚友晁衡（阿培仲麻侣）为日本人，而古代来自朝鲜、安南、日本、西亚等国士人来华参加科举为官者并非孤例。选官标准的开放性当有助于扩大邦基。
其四，官有定员的量出为入制度，有助削减冗员。这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精髓所在，即在科举制度下，依附于中央集权国家政体的各级行政官员（共9品18级），始自县令，在选拔制度上均有定额，科举考试仅是根据国家官吏的总体缺额，每年或每隔三年来确定一次应需候补的官员人数总额，缺多少人，补多少人。在这一体制下，国家官吏绝对人数是高度精简的，绝无冗官现象，或者说既便出现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来年重新确定科举入选名额的方式，来轻易解决这一问题。如北宋时期一度出现“冗官”现象，名臣范中淹、欧阳修、富弼通过搞“庆历新政”，限制科举入选人数，地方缺员不补。结果未出几年，便成功地解决了“冗官”问题。
张万祺言说及此，话锋一转说道：上述为科举制成功之处，此外尚有不成功之处，即明初始立、为今朝所传承的八股取仕制度，由于乡试、会试头场均考八股文，能否考中，均取决于所写八股文的优劣。因此一般读书人为中举当官，常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学写八股文上。八股文又只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这就极大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此外这一文体又极难掌握，只有极为聪明之人，才能写得好八股文，而写得好八股文的人，并不能保证是忠诚正直人士，如明相严嵩，虽写得好八股文，却实为大奸大恶之人。因此近人顾炎武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 而二十一史废。”又谓：“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顾炎武话中之义是天下学问甚多，并非仅八股一门，八股兴而天下其他学问亡。以实例为比，火药原中国发明，传入西方，以之制炮，反制中华。如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军攻桂林，永帝帝派西方来华传教士赴澳门向葡人借兵，葡人派将费雷拉将兵三百名并携大炮数门前来助战，一时大败清军万人，取得桂林大捷。为了感谢葡人助战，永历帝后宫皆加入了天主教。再如，科举重经义而歧视机械、算学，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以致于明代数学家已看不懂宋人的数学著作。时至清初，因儒生廷臣算不准历法，康熙帝只能请传教士汤若望掌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令传教士南怀仁、白晋为清造火炮。而为我邦兴隆计，可取科举制精华取士，但考试内容，须容得经学，亦当容得机械、算学，即来华传教士所称“自然科学”者。至于八股文切不可再写，但考策论即可。
张万祺言说及此，众人皆称精辟。独黄义明不解，发问道：如先生所言，在五伦邦仿行科举制，固可解决文吏来源问题，但其为官后贪赃法，又何以除去？张万祺道：元师有所不知，历朝官员任用，有科举取仕法，亦有官员任用之监察法。如果说科举考试制度解决了文官体制下官员的“入口”问题，那么官员任用中的监察制度，则解决了官员的“出口”问题，因此，古代官员任用中的监察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相辅相成部分，它与科举考试制度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其与科举制的区别仅在于：责任的承担者不同，即科举考试的责任承担者为国家礼部，而官员任用监察制度的责任承担者为国家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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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考试形式的平民化，排斥门第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不承认士人门第出身与宦途的关系。此法子实承认华夏国民不论出身贵贱，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因此，通过平等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有助于国家的统一与上下齐心对待外敌。
其三，选官标准的开放性，即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排斥种族及国籍因素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如古来中华多有蛮夷族及周边属国士人，经科举在华为官的事例。明代清官海瑞为回人，李白的挚友晁衡（阿培仲麻侣）为日本人，而古代来自朝鲜、安南、日本、西亚等国士人来华参加科举为官者并非孤例。选官标准的开放性当有助于扩大邦基。
其四，官有定员的量出为入制度，有助削减冗员。这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精髓所在，即在科举制度下，依附于中央集权国家政体的各级行政官员（共9品18级），始自县令，在选拔制度上均有定额，科举考试仅是根据国家官吏的总体缺额，每年或每隔三年来确定一次应需候补的官员人数总额，缺多少人，补多少人。在这一体制下，国家官吏绝对人数是高度精简的，绝无冗官现象，或者说既便出现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来年重新确定科举入选名额的方式，来轻易解决这一问题。如北宋时期一度出现“冗官”现象，名臣范中淹、欧阳修、富弼通过搞“庆历新政”，限制科举入选人数，地方缺员不补。结果未出几年，便成功地解决了“冗官”问题。
张万祺言说及此，话锋一转说道：上述为科举制成功之处，此外尚有不成功之处，即明初始立、为今朝所传承的八股取仕制度，由于乡试、会试头场均考八股文，能否考中，均取决于所写八股文的优劣。因此一般读书人为中举当官，常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学写八股文上。八股文又只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这就极大地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此外这一文体又极难掌握，只有极为聪明之人，才能写得好八股文，而写得好八股文的人，并不能保证是忠诚正直人士，如明相严嵩，虽写得好八股文，却实为大奸大恶之人。因此近人顾炎武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 而二十一史废。”又谓：“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顾炎武话中之义是天下学问甚多，并非仅八股一门，八股兴而天下其他学问亡。以实例为比，火药原中国发明，传入西方，以之制炮，反制中华。如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军攻桂林，永帝帝派西方来华传教士赴澳门向葡人借兵，葡人派将费雷拉将兵三百名并携大炮数门前来助战，一时大败清军万人，取得桂林大捷。为了感谢葡人助战，永历帝后宫皆加入了天主教。再如，科举重经义而歧视机械、算学，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以致于明代数学家已看不懂宋人的数学著作。时至清初，因儒生廷臣算不准历法，康熙帝只能请传教士汤若望掌钦天监，负责编修历法，令传教士南怀仁、白晋为清造火炮。而为我邦兴隆计，可取科举制精华取士，但考试内容，须容得经学，亦当容得机械、算学，即来华传教士所称“自然科学”者。至于八股文切不可再写，但考策论即可。
张万祺言说及此，众人皆称精辟。独黄义明不解，发问道：如先生所言，在五伦邦仿行科举制，固可解决文吏来源问题，但其为官后贪赃法，又何以除去？张万祺道：元师有所不知，历朝官员任用，有科举取仕法，亦有官员任用之监察法。如果说科举考试制度解决了文官体制下官员的“入口”问题，那么官员任用中的监察制度，则解决了官员的“出口”问题，因此，古代官员任用中的监察机制，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相辅相成部分，它与科举考试制度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基础。其与科举制的区别仅在于：责任的承担者不同，即科举考试的责任承担者为国家礼部，而官员任用监察制度的责任承担者为国家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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