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9年那场差点让明朝国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制度性肇因。而这项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时期确定下来的。
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说，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啊，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在朝鲜的史料中，他还是一个喜欢朝鲜幼女的萝莉控，还在守祖父与父亲丧事期间，就迫不及待地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他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宫廷风。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到后来，朱瞻基同样会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
朱瞻基的画作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丞相，名义上由皇帝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权力沟通。但是，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权力真空最终是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非只愿做皇帝的传达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的过度制约，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了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看到没，明朝后来最典型的两个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万历，仍能控制政局，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呀。
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开始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而又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只不过，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可见，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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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说，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啊，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在朝鲜的史料中，他还是一个喜欢朝鲜幼女的萝莉控，还在守祖父与父亲丧事期间，就迫不及待地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他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宫廷风。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到后来，朱瞻基同样会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
朱瞻基的画作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丞相，名义上由皇帝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权力沟通。但是，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权力真空最终是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非只愿做皇帝的传达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的过度制约，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了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看到没，明朝后来最典型的两个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万历，仍能控制政局，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呀。
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开始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而又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只不过，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可见，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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