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弗洛姆又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弗洛伊德有时把现实原则分配给理性自我，有时又分配给超我，这样做是混乱的，因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现实原则只能属于理性自我。同化概念给心理分析带来了方便，在弗洛姆看来，如果把它当作超我的主要根源则言过其实了；而弗洛伊德把儿童与父亲的矛盾，仅仅视为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和对阉割的恐惧引起的，这实际上是错上加错的做法。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谈论权威关系，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式的空想，至少弗洛姆是这样认为的。
事实上说来，本我中的本能、**和冲动之所以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原因就在于社会因素的限制。社会自身的进步，要求人们的**和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得以抑制，把危及社会的冲动抑制在萌芽状态，以便把能量转移到有助于社会进步的途径上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智能有了很大的发展，相应地，人对自身之外的自然和人之内的自然控制力得到提高，这表明人类创造合理社会的能力的增长，人完全能实现理想的乌邦托，在尘世中建立美好的天国，并且这一合理的理想的王国放逐了超我，让传统的独裁**见鬼去了，解放了的自我自由自在地歌唱，他所统治的世界永远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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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助各种因素的分析来对人的权威性格来个大解剖，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理论还比较模糊，但这也预示着他后来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把施虐——受虐性格作为人们放弃自我独立，逃避自由的权威人格的核心。而在1936年的时候，他主要在人的**望中寻求权威人格心理，但后来他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异化概念和象征关系，认为在人性中有着异化的总根子。
弗洛姆在文章结尾处探讨了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反权威类型，他区分了造反与革命，前者只是瞎起哄，打倒了一个权威又迎来一个权威，换汤不换药，从基本性格上来看，缺乏真正意义的变革；后者则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权威在革命的号角声中无处可逃，解放了的人们自由自在。弗洛姆承认革命是较少出现的，是一种稀有现象，它意味着自我的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强有力地抵御非理性的施虐——受虐权威的诱惑。在一个理性的、民主的社会中，领导人不是纸老虎，他是以能力、经验、无私心而不是形式上的、天赋的优越性作为其权威的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反权威冲动都是正当的，造反只是一种假解放，在革命的幌子下其实又选择了一种新的非理性的权威，即使刚开始时是那么的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结局又有一个新权威粉墨登场。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僵硬的权威主义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的水火不同炉，有一天你会发现在权威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面孔，这时人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
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弗洛姆的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音调，他有着一种信念，强有力的、健全的个人会出现，成熟的、异**欲的、理性的、民主和谐的社会终将降临，他一直坚持着这种立场。随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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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恨交加的社会研究所。当弗洛姆孤独地离开的时候，研究所的同仁们竟然没有一个出来挽留，这多么让弗洛姆伤心呀!善良的人们会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然而又会疑云涌上心头，早知有这种结局，当初何必要和他们走在一起，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事实并非如此，弗洛姆和他的研究所的同仁们能够走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背景，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些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叙述窥知一二。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有着犹太民族强烈的救世主义思想，冥冥中有如神的安排，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使命感使他们团结在研究所的周围。即使在被迫流亡的新环境中，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仍然是他们的夙愿，《社会研究》杂志是他们理想的表白，反过来它又强化了研究所成员们的整体使命感。纳粹上台后，他们被迫流亡美国，流亡中的各种体验更强化了他们的精神和感情的纽带，于是在这种氛围中，研究所能够克服种种困难，重新在美国开花结果，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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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说来，本我中的本能、**和冲动之所以不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原因就在于社会因素的限制。社会自身的进步，要求人们的**和冲动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得以抑制，把危及社会的冲动抑制在萌芽状态，以便把能量转移到有助于社会进步的途径上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的智能有了很大的发展，相应地，人对自身之外的自然和人之内的自然控制力得到提高，这表明人类创造合理社会的能力的增长，人完全能实现理想的乌邦托，在尘世中建立美好的天国，并且这一合理的理想的王国放逐了超我，让传统的独裁**见鬼去了，解放了的自我自由自在地歌唱，他所统治的世界永远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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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助各种因素的分析来对人的权威性格来个大解剖，不过这个时候他的理论还比较模糊，但这也预示着他后来在《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把施虐——受虐性格作为人们放弃自我独立，逃避自由的权威人格的核心。而在1936年的时候，他主要在人的**望中寻求权威人格心理，但后来他接受了存在主义的异化概念和象征关系，认为在人性中有着异化的总根子。
弗洛姆在文章结尾处探讨了当代社会中存在的反权威类型，他区分了造反与革命，前者只是瞎起哄，打倒了一个权威又迎来一个权威，换汤不换药，从基本性格上来看，缺乏真正意义的变革；后者则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革，权威在革命的号角声中无处可逃，解放了的人们自由自在。弗洛姆承认革命是较少出现的，是一种稀有现象，它意味着自我的力量非常强大，能够强有力地抵御非理性的施虐——受虐权威的诱惑。在一个理性的、民主的社会中，领导人不是纸老虎，他是以能力、经验、无私心而不是形式上的、天赋的优越性作为其权威的基础。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并非所有的反权威冲动都是正当的，造反只是一种假解放，在革命的幌子下其实又选择了一种新的非理性的权威，即使刚开始时是那么的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结局又有一个新权威粉墨登场。愤怒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僵硬的权威主义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的水火不同炉，有一天你会发现在权威主义的阵营中出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面孔，这时人们会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一伙的呀!
在《权威与家庭研究》中，弗洛姆的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音调，他有着一种信念，强有力的、健全的个人会出现，成熟的、异**欲的、理性的、民主和谐的社会终将降临，他一直坚持着这种立场。随着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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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弗洛姆和他的研究所的同仁们能够走在一起，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着共同的出身背景，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这些我们可以从前面的叙述窥知一二。他们的血脉中流淌着犹太人的血液，有着犹太民族强烈的救世主义思想，冥冥中有如神的安排，他们走到了一起，共同的使命感使他们团结在研究所的周围。即使在被迫流亡的新环境中，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仍然是他们的夙愿，《社会研究》杂志是他们理想的表白，反过来它又强化了研究所成员们的整体使命感。纳粹上台后，他们被迫流亡美国，流亡中的各种体验更强化了他们的精神和感情的纽带，于是在这种氛围中，研究所能够克服种种困难，重新在美国开花结果，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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