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拥有大多数犹太裔成员的、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按照纳粹的标准,他们的存在就是一个荒谬,于是刺刀开始对准了这些所谓的“对国家的敌意”的人们,研究所的成员们不得不逃离法兰克福,远赴美国。
考虑到德国形势的险恶,弗洛姆决定在美国定居下来,不久他加入了美国籍。与此同时,社会研究所在纽约重新开张,弗洛姆也很快恢复了他的成员资格。在纽约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克拉拉·汤普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威廉·西沃伯格等,后来他们又和弗洛姆结为同事关系,在弗洛姆困难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研究。
不过就是在这一时期,弗洛姆远离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不断发表文章批判弗洛伊德,他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仁们的关系也因理论上的分歧而逐渐疏远了。
随着对巴赫芬思想的兴趣的增长,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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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从了社会的要求。
随后弗洛姆把精力主要都投在了揭示弗洛伊德父权主义的其他方面。弗洛姆认为,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工作、生殖生育以及进行享受的能力。在弗洛伊德看来,前面两个比后一个更重要,他在文明和满足之间发现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就是在**中受折磨的历史,并且人类本身无法改变这种命运。他并不主张通过激烈的方式变革社会现有秩序,对于重建新型社会的希望嗤之以鼻,甚至对为使人类的满足得以更好的实现而奋斗的政治激进派,他都抱着强烈的敌意,并冠以他所生造的概念。对于激进派的所作所为,他给出了一个所谓的美妙的解释,认为他们是对父亲所做的恋母性的侵犯,是童年经验的缺陷导致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精神病是一个不吉利的东西,它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有悖于现有的社会秩序。弗洛姆继续分析道,弗洛伊德不能也不愿意改变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因为他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坚持要求他治疗的所有病人必须以金钱来支付。另外,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缺陷有着其自身的原因,因为他的人格是属于古典独裁父权制类型的,在他的学生和病人面前,他以绝对权威的形式出现,扮演着神一样的角色,没有违背只有服从。
通过对别的心理分析家的研究,弗洛姆认为格罗代克和桑多·弗伦茨齐优越于弗洛伊德,他们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治疗学上的改革,通过和病人面对面的交谈来进行分析,分析者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让病人感觉到他和医生处于平等的关系上。
弗洛姆也放弃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他认为感情转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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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代人放到了“手术台”上,让人们的权威性格暴露无遗。弗洛姆不愧是一个精神医生,他生动的分析让研究所的同仁受益匪浅。这时的弗洛姆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肯定弗洛伊德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面又对弗洛伊德的缺陷表示不满,像一个神话的权威一样。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一开始就承认了弗洛伊德的作用,他认为对权威进行分析的最佳起点只能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寻找,因为他有关大众心理和超我的理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图景。
很快弗洛姆又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弗洛伊德有时把现实原则分配给理性自我,有时又分配给超我,这样做是混乱的,因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现实原则只能属于理性自我。同化概念给心理分析带来了方便,在弗洛姆看来,如果把它当作超我的主要根源则言过其实了;而弗洛伊德把儿童与父亲的矛盾,仅仅视为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和对阉割的恐惧引起的,这实际上是错上加错的做法。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谈论权威关系,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式的空想,至少弗洛姆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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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德国形势的险恶,弗洛姆决定在美国定居下来,不久他加入了美国籍。与此同时,社会研究所在纽约重新开张,弗洛姆也很快恢复了他的成员资格。在纽约他结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克拉拉·汤普森、哈里·斯塔克·沙利文和威廉·西沃伯格等,后来他们又和弗洛姆结为同事关系,在弗洛姆困难的时候,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的研究。
不过就是在这一时期,弗洛姆远离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不断发表文章批判弗洛伊德,他与社会研究所的同仁们的关系也因理论上的分歧而逐渐疏远了。
随着对巴赫芬思想的兴趣的增长,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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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从了社会的要求。
随后弗洛姆把精力主要都投在了揭示弗洛伊德父权主义的其他方面。弗洛姆认为,正统的弗洛伊德主义进行精神分析的目标就是工作、生殖生育以及进行享受的能力。在弗洛伊德看来,前面两个比后一个更重要,他在文明和满足之间发现了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他认为个人和社会的冲突是必然的,人类历史就是在**中受折磨的历史,并且人类本身无法改变这种命运。他并不主张通过激烈的方式变革社会现有秩序,对于重建新型社会的希望嗤之以鼻,甚至对为使人类的满足得以更好的实现而奋斗的政治激进派,他都抱着强烈的敌意,并冠以他所生造的概念。对于激进派的所作所为,他给出了一个所谓的美妙的解释,认为他们是对父亲所做的恋母性的侵犯,是童年经验的缺陷导致的结果。
我们可以发现,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中,精神病是一个不吉利的东西,它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道德价值规范,有悖于现有的社会秩序。弗洛姆继续分析道,弗洛伊德不能也不愿意改变他所处的社会背景,因为他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在金钱上斤斤计较,坚持要求他治疗的所有病人必须以金钱来支付。另外,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的缺陷有着其自身的原因,因为他的人格是属于古典独裁父权制类型的,在他的学生和病人面前,他以绝对权威的形式出现,扮演着神一样的角色,没有违背只有服从。
通过对别的心理分析家的研究,弗洛姆认为格罗代克和桑多·弗伦茨齐优越于弗洛伊德,他们的优越之处就在于治疗学上的改革,通过和病人面对面的交谈来进行分析,分析者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让病人感觉到他和医生处于平等的关系上。
弗洛姆也放弃了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他认为感情转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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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代人放到了“手术台”上,让人们的权威性格暴露无遗。弗洛姆不愧是一个精神医生,他生动的分析让研究所的同仁受益匪浅。这时的弗洛姆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肯定弗洛伊德的某些方法,另一方面又对弗洛伊德的缺陷表示不满,像一个神话的权威一样。在这篇文章中,弗洛姆一开始就承认了弗洛伊德的作用,他认为对权威进行分析的最佳起点只能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寻找,因为他有关大众心理和超我的理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人的图景。
很快弗洛姆又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的不足之处,他认为弗洛伊德有时把现实原则分配给理性自我,有时又分配给超我,这样做是混乱的,因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现实原则只能属于理性自我。同化概念给心理分析带来了方便,在弗洛姆看来,如果把它当作超我的主要根源则言过其实了;而弗洛伊德把儿童与父亲的矛盾,仅仅视为是由俄狄浦斯情结和对阉割的恐惧引起的,这实际上是错上加错的做法。如果脱离一定的社会经济因素来谈论权威关系,这不过是海市蜃楼式的空想,至少弗洛姆是这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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