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基雅维里前后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波内特的《国家权力简论》、拉缪的《政治军事论集》、利普修斯的《政治学六卷》和奥尔索斯的《政治学方法》相继出现。到这时为止，“政治”在时隔千年之后，已经完全恢复了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建筑的艺术”而具备的核心地位。当时的欧洲北方诸王国几乎是以一种特殊的热情接纳了阿尔卑斯山南部地区的这些思想冲击。博丹的《主权六论》和培根理想中的“大复兴”计划，只不过表征了这些冲击的扩展和成熟形态。他们一起为全欧洲在近代的复兴施行了第一次奠基礼。回顾欧洲发展的这个时期，我们有一个确定的发现：一个社会确实拥有一种新观念的最可靠标志，是一套新语汇和一种新写作方式的发展。运用这些新语汇和新方式，方可能公开地阐明并讨论一些新观念。旧的知识体系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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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义说成是“反对国家”的暴乱，将那些暴民说成是企图通过“侵害国家”来夺取统治权的人。
在《和平的保卫者》一书的开头，马西利乌斯就痛心地说，“意大利由于内争而四面挨打，几被毁灭，所以它容易遭受任何想夺取它的人的侵犯”。后来的马基雅维里赞同这一看法，“今日之意大利遍地暴君”，他谴责他们建立了一种甚至亚里士多德都未曾想象得到的堕落政体形式。结果出现了“一种十分荒谬的局面”，“暴君四起，各霸一方，而谁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其他各方的程度”。马西利乌斯十分清楚地指出，私人财富不正常的迅速增长可能会成长为“一种起破坏作用的政治力量”。为此，马西利乌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获得和平与和谐体现着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和平与安全是民众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最大的利益之所在。”“邦国的目标”，因而也是公正的统治者的主要职责，必须“永远是使臣民处于和平与安全的状态中”。
有人对马西利乌斯竟然把和平作为最高政治理想感到吃惊。然而，只要我们想到他的思想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础的，想到他的志趣在于解释他那个时代城市共和国丧失自由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消除这种惊讶了。亚里士多德曾断言，维护和平是“保卫民众利益和安全的手段”。阿奎那也重复了同样的看法。在其书开头部分，马西利乌斯简短重复了这一主张，认为德政和“美满的生活”在本质上必须被视为“和平与安宁的结果”。这个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的观念激发了更多人的深刻思考。这些人甚至认为，政府的基本事务与其说是维护空洞的动物性自由，倒不如更恰当、更人道地说是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和平。他们指出，由于“自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重要的礼物”，因此，“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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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难之间选择其一”的地方，其结果必然是人群中间发生斗争和分裂，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这就导致了马西利乌斯的非常激进但又无可避免的结论，即统治者必须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必须将作为政治赘瘤的贵族排除，从而使内争的现象在原则上得到排除。为此，马西利乌斯坚决主张一个“单一的人间立法者”。马西利乌斯最终留给同时代人的结论是：人民无须损失自由也可享受和平的幸福，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确保“和平的保卫者”是“人民全体”。
3.学界争鸣
施特劳斯曾对马基雅维里有两种评价，其一“恶魔说”可以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找到佐证。《君主论》是作者献给当时佛罗伦萨的洛伦佐·美第奇殿下的小册子，它是一本典型的君王宝鉴。在书中，马基雅维里以十分露骨而直白的方式劝诫君主应当集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于一身，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不惜背信弃义，不惜运用谎言与欺骗。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在西方几千年的政治发展中，鼓吹赤裸裸无道政治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著名哲学家，将自己的名字与邪恶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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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义说成是“反对国家”的暴乱，将那些暴民说成是企图通过“侵害国家”来夺取统治权的人。
在《和平的保卫者》一书的开头，马西利乌斯就痛心地说，“意大利由于内争而四面挨打，几被毁灭，所以它容易遭受任何想夺取它的人的侵犯”。后来的马基雅维里赞同这一看法，“今日之意大利遍地暴君”，他谴责他们建立了一种甚至亚里士多德都未曾想象得到的堕落政体形式。结果出现了“一种十分荒谬的局面”，“暴君四起，各霸一方，而谁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压倒其他各方的程度”。马西利乌斯十分清楚地指出，私人财富不正常的迅速增长可能会成长为“一种起破坏作用的政治力量”。为此，马西利乌斯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获得和平与和谐体现着政治生活的最高价值。“和平与安全是民众生活的主要目标和最大的利益之所在。”“邦国的目标”，因而也是公正的统治者的主要职责，必须“永远是使臣民处于和平与安全的状态中”。
有人对马西利乌斯竟然把和平作为最高政治理想感到吃惊。然而，只要我们想到他的思想是以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为基础的，想到他的志趣在于解释他那个时代城市共和国丧失自由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消除这种惊讶了。亚里士多德曾断言，维护和平是“保卫民众利益和安全的手段”。阿奎那也重复了同样的看法。在其书开头部分，马西利乌斯简短重复了这一主张，认为德政和“美满的生活”在本质上必须被视为“和平与安宁的结果”。这个乍看起来令人吃惊的观念激发了更多人的深刻思考。这些人甚至认为，政府的基本事务与其说是维护空洞的动物性自由，倒不如更恰当、更人道地说是确保人民的安全与和平。他们指出，由于“自由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重要的礼物”，因此，“如果一个人比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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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难之间选择其一”的地方，其结果必然是人群中间发生斗争和分裂，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这就导致了马西利乌斯的非常激进但又无可避免的结论，即统治者必须是全体人民的代表，必须将作为政治赘瘤的贵族排除，从而使内争的现象在原则上得到排除。为此，马西利乌斯坚决主张一个“单一的人间立法者”。马西利乌斯最终留给同时代人的结论是：人民无须损失自由也可享受和平的幸福，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确保“和平的保卫者”是“人民全体”。
3.学界争鸣
施特劳斯曾对马基雅维里有两种评价，其一“恶魔说”可以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中找到佐证。《君主论》是作者献给当时佛罗伦萨的洛伦佐·美第奇殿下的小册子，它是一本典型的君王宝鉴。在书中，马基雅维里以十分露骨而直白的方式劝诫君主应当集狮子与狐狸的品质于一身，为了达成目的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不惜背信弃义，不惜运用谎言与欺骗。正如施特劳斯所言，在西方几千年的政治发展中，鼓吹赤裸裸无道政治的观点并不少见，但是，马基雅维里是一个绝无仅有的著名哲学家，将自己的名字与邪恶的政治行为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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