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现实主义的思想源流，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里是较早的两个典型。前者相对温和一些，后者则更为彻底。以他们为坐标，可以给后世的现实主义者以大致的定位。
一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米洛斯人的辩论”一章集中体现了修氏的国际伦理思想，其核心即雅典使者在论辩中所阐述的一个古老命题：正义即强者的利益。雅典使者还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质。
这篇精彩的历史对话确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国际关系哲学的根本冲突。但《战争史》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政治哲学著作，不能将作者笔下的雅典帝国主义的逻辑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思想。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他强调生存与安全优先于道德原则，但并不否认道德原则的存在及其价值。他固然不同意“正义的就是强大的”，但也不认为“强大的就是正义的（强权即公理）”。对于极端的现实主义——在雅典那里表现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他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对政治现实的某些重要侧面，能够清楚认知但并不轻易认可，这正是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的分界线。米洛斯之辩的结局诚然是“强权”压倒“公理”的一个例证，但对雅典军队屠杀奴役米洛斯人的野蛮暴行的忠实记录，也间接传达了作者的道义谴责。联系有关雅典社会内部颓败并最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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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必要假装具备”；二是慑服：“与其让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已近乎愚民与高压政策。(ｔｏｕｗｚ)?(net)
为什么要“伪装”？显然因为人们一般都推崇这些品质。马基雅维里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有用的”。他虽然怀疑普世“共同道德”的存在，却无法否认道德信仰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现象。所以他只能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紧接着就强调，手段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家生存的需要，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是既合乎道德原则又能达到政治目的；两者不可得兼——基于其理论前提，他相信这更合乎常态——则选择后者；至于没有任何政治收益，反倒可能导致对内失去民心，对外损害必要的国际声望的政策行为，则理所当然应予摒弃，因为这既不合乎道德原则，也不合乎政治原则。简言之，君主可以行恶，却不必无端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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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米洛斯人的辩论”一章集中体现了修氏的国际伦理思想，其核心即雅典使者在论辩中所阐述的一个古老命题：正义即强者的利益。雅典使者还明确指出了国际政治的“非道德”性质。
这篇精彩的历史对话确实生动地反映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种国际关系哲学的根本冲突。但《战争史》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次才是政治哲学著作，不能将作者笔下的雅典帝国主义的逻辑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思想。修昔底德的国际政治哲学实际上是一种二元结构，他强调生存与安全优先于道德原则，但并不否认道德原则的存在及其价值。他固然不同意“正义的就是强大的”，但也不认为“强大的就是正义的（强权即公理）”。对于极端的现实主义——在雅典那里表现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他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对政治现实的某些重要侧面，能够清楚认知但并不轻易认可，这正是修昔底德与马基雅维里的分界线。米洛斯之辩的结局诚然是“强权”压倒“公理”的一个例证，但对雅典军队屠杀奴役米洛斯人的野蛮暴行的忠实记录，也间接传达了作者的道义谴责。联系有关雅典社会内部颓败并最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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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远 主编必要假装具备”；二是慑服：“与其让人爱戴不如让人畏惧”。按照今天的标准，这已近乎愚民与高压政策。(ｔｏｕｗｚ)?(net)
为什么要“伪装”？显然因为人们一般都推崇这些品质。马基雅维里不能不承认，“它们是有用的”。他虽然怀疑普世“共同道德”的存在，却无法否认道德信仰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实际现象。所以他只能以国家为道德诉求的对象，紧接着就强调，手段的选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国家生存的需要，目的可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在他看来，最理想的政策选择当然是既合乎道德原则又能达到政治目的；两者不可得兼——基于其理论前提，他相信这更合乎常态——则选择后者；至于没有任何政治收益，反倒可能导致对内失去民心，对外损害必要的国际声望的政策行为，则理所当然应予摒弃，因为这既不合乎道德原则，也不合乎政治原则。简言之，君主可以行恶，却不必无端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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