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国家支出的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当额外的闲暇时间被按照工人工作时间所挣的收入来衡量的时候。食品、衣服和住房，过去占价值总消费的3/4，现在仅仅在富国占12%。另一方面，闲暇从总消费的18%上升到67%。在卫生保健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有巨大的增加，从小于总支出的2%到大约占总支出的15%。
尽管如此，到现在所展现的数字不能充分地刻画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到产出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服务业当中，今天的中学生在健身房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一个时代以前大学研究生还学得多，更不用说两个时代以前，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对于电脑懂得比他们的父母还多，卫生保健方面的改变更加具有戏剧性。一个半世纪以前，快到40岁和40岁刚出头的人被慢性疾病所折磨，他们甚至比现在快到70岁和70岁出头的人更加痛苦。现在不仅疾病的平均发病年龄推迟了30天左右，而且一旦表现出发病症状还有大量有效的治疗方法。疝气过去被认为是持久的和极其痛苦的病况，每四个男性中就有一个被这种病折磨。而现在疝气可以通过一次外科手术过程治愈，在美国仅仅需要住院治疗23个小时。其他具有有效治疗手段的领域包括，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控制高血压和减少中风、外科手术切除骨关节炎、膝关节和髋关节复位、治愈白内障以及减少骨质疏松症和心脏病的化学疗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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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质变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产出分配的影响。那些担心平等主义议题的人们倾向于将分配理解为实物商品的分配，如食品、衣服和住房，这些实物商品在以前的价值消费中占到了80%以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贫困就是指缺乏这些有形的生活用品，并且容易生病和早亡。在那个年代，你也能够看见直接的计数、称量或者测量的物品构成了绝大多数的经济产出。
在20世纪最后60年左右的时间里，产出中实物产品占主导的现象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随着医生、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性从业人员的增长，非实物产品逐渐占据主导，而这些专业人员从在1900年仅占全体劳动力的4%到今天的超过30%。与此类似的，现在资产的主要形式已经不再是房屋、机械或者输电网络，而是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的劳动技能。正是这些非实物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个人和商业实体在竞争市场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与否。
统治了20世纪大多数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方针的议事日程，即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是以实物再分配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所强调的分析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尽管实物商品分配仍然存在着不得不令人强调的明显的不均等，但是在富裕国家中，如美国，最难以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些正是自我实现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
苏格拉底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们思考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的内容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个问题不但对于那些富裕的雅典人子孙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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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碍而不是促进在富裕国家中针对持续性贫困的斗争，因为这里贫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会主流在精神方面的疏远。尽管实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想当然地以实物环境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的话，那么实物援助也很难发挥作用。
个人潜能的实现并不能被国家立法规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给穷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身上的美德转移给那些并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优点为面值的支票。自我实现必须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宣传来逐渐发展。这里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体或者组织没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个人选择的质量和可能的机遇与这个人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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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到现在所展现的数字不能充分地刻画描述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增长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计算中并没有考虑到产出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在教育和卫生保健这样服务业当中，今天的中学生在健身房中所学到的东西比一个时代以前大学研究生还学得多，更不用说两个时代以前，而且现在的青少年对于电脑懂得比他们的父母还多，卫生保健方面的改变更加具有戏剧性。一个半世纪以前，快到40岁和40岁刚出头的人被慢性疾病所折磨，他们甚至比现在快到70岁和70岁出头的人更加痛苦。现在不仅疾病的平均发病年龄推迟了30天左右，而且一旦表现出发病症状还有大量有效的治疗方法。疝气过去被认为是持久的和极其痛苦的病况，每四个男性中就有一个被这种病折磨。而现在疝气可以通过一次外科手术过程治愈，在美国仅仅需要住院治疗23个小时。其他具有有效治疗手段的领域包括，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控制高血压和减少中风、外科手术切除骨关节炎、膝关节和髋关节复位、治愈白内障以及减少骨质疏松症和心脏病的化学疗法。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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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质变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高水平的经济绩效对于家庭和经济体产出分配的影响。那些担心平等主义议题的人们倾向于将分配理解为实物商品的分配，如食品、衣服和住房，这些实物商品在以前的价值消费中占到了80%以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所谓的贫困就是指缺乏这些有形的生活用品，并且容易生病和早亡。在那个年代，你也能够看见直接的计数、称量或者测量的物品构成了绝大多数的经济产出。
在20世纪最后60年左右的时间里，产出中实物产品占主导的现象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了。随着医生、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律师、教师、工程师等专业性从业人员的增长，非实物产品逐渐占据主导，而这些专业人员从在1900年仅占全体劳动力的4%到今天的超过30%。与此类似的，现在资产的主要形式已经不再是房屋、机械或者输电网络，而是经济学家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知识资本”的劳动技能。正是这些非实物资产的规模和质量，决定了个人和商业实体在竞争市场中以及普通人在生活中的成功与否。
统治了20世纪大多数改革运动的平等主义方针的议事日程，即现代主义的议事日程，是以实物再分配为基础的。而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所强调的分析并不是货币收入的分配，也不是食品、房屋或者耐用消费品的分配。尽管实物商品分配仍然存在着不得不令人强调的明显的不均等，但是在富裕国家中，如美国，最难以处理的是精神方面或者非实物资产方面的分配不公。这些正是自我实现斗争中的关键性资产。
苏格拉底的问题“怎样才算是好的生活？”是我们思考后现代平等主义议事日程的内容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这个问题不但对于那些富裕的雅典人子孙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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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望道碍而不是促进在富裕国家中针对持续性贫困的斗争，因为这里贫困的主要特征是同社会主流在精神方面的疏远。尽管实物援助在克服精神疏远的斗争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如果人们想当然地以实物环境的改善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精神上的改善的话，那么实物援助也很难发挥作用。
个人潜能的实现并不能被国家立法规定，也不能由富人提供给穷人。政府并不能把那些拥有优秀品质的人身上的美德转移给那些并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富人也不可能开出以优点为面值的支票。自我实现必须由每个人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宣传来逐渐发展。这里对于个人选择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其他个体或者组织没有任何的作用。恰恰相反的是，个人选择的质量和可能的机遇与这个人多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至关重要的精神上的资源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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