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温小柔拖下水成为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因为同样是失败我能承受，小柔却承受不起，也可以说这来自我们不同的观念，我有赢也有输的准备，温小柔却没有。我只是没有料到我们的商店仅仅维持了几个月，失败来得这么快，我承认我没有料到。所以，很可能在我把商店倒闭归结到大环境刁难时，温小柔却已经在我身上寻找原因了，很可能她还会把失败的症结归结到我头上。这不是温小柔亲口告诉我的，温小柔也许永远都不会说类似的话，她的真实想法总是被另一个危害更小的理由掩盖着，你只能凭着感觉隐约地去猜想。
那一段时间我们去吃馆子，吃汉堡包的时候可能多了些，在温小柔眼里我一定又回到了老路上了。我这个人总喜欢犒劳自己，每次生意一好，我都觉得有必要轻松轻松，亮亮有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也不会拒绝。现在我承认以我们当时的能力其实并不能承受这些挥霍，我们的状况其实一直都处于崩溃的边缘，兴旺只是暂时的。也许在温小柔眼里我们吃掉的并不是一只只汉堡、一包包薯条、一杯杯可乐，而是一件件衣服，我们还没有把它们卖出去，就把它们吃掉了。有时候我们的队伍里还拖着个秦娜，这肯定更让她受不了，所以后来温小柔干脆不去了，她来个眼不见为净，我们去玩去吃汉堡时，她常常借口太累，—个人回去煮面条。
商店关门后，有那么两天温小柔显得萎靡不振，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对我开始失望？还有她日记里说的我总是让她觉得没有安全感，指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她只是因为无法离开我，才把她该承受的那部分无奈地承受下来？温小柔的失望中应当还混入了一种极度的焦虑。有一点是我一直都不知道的，如果不是温小柔丢下的那本日记，我可能一生都蒙在鼓里。温小柔那两万块钱中有一万是从她母亲那儿借来的，她从来没有告诉我，也没有打算再告诉我。班在她要靠自己来还这笔账了，她准备靠她自己的力量来填补我们这次共同的失败给她带来的亏损。—个星期后她去了她同学办的那个业余英语班，每星期的两个周末她都要去辅导三十个左右的孩子。我不知道每个月她有多少收入，五百还是六百，但无论多少都是微薄的，一万元巨大的空缺给她带来的压力，也只能靠她这种蚂蚁搬大象的毅力来克服，遗憾的是直到她母亲过世时温小柔都没把这笔账填上。
我不得不又一次轻闲下来了，除了不时接一两笔小生意，有时候小晶晶，或者沈卫星他们会请我去玩玩牌，高兴的话再请我泡泡吧。但我还是不断地有时间，不断地轻闲。我最怕的就是无事可做了，这一点温小柔也非常清楚，所以她不时地会把她的同学、关系不错的同事请来，陪我一起打打卫生麻将。如果换到从前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温小柔厌恶麻将，但现在为了我，她却不得不做出让步。小柔是爱我的，直到这个时候，她还在全身心地投入包括亮亮在内她并不是十分接受的生活。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常对我说的一句话，“钱嘛，挣来就是花的！”这不一定就是她的真心话，但从表面来看她应该是想通了，已经从倒闭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她还担心我从此一蹶不振，反过来给我安慰。
这时候秦娜发生一件事，她的日子也开始不好过了，从前的王牌主持，现在也因为他们单位开始搞什么主播负责制而陷入被动。秦娜说起来应当是个不错的人，在同事中谦谦有礼，平易待人，但也就到此为止了。她不会她那些小同事们“王哥，李哥”打晴驾俏似的相处方式，对领导更是敬而远之，于是秦娜的几个领导很可能都把她当成个傲慢的人。有一次仅仅在楼道里错肩时没有招呼，她的新顶头上司王主任就对她怀恨在心。当然我猜想，很可能当时王主任是很想和她闲扯两句家常的，但秦娜扬长而去，不免让他的热情落空，而让领导的情绪落空自然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个所谓的主播负责制说穿了就是让一帮人相互间乱咬乱斗，力量最大的几个成为栏目主播，而每个主播再决定自己的手下。富余的人则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是不拿工资的长期事假；二是改换门庭，立即走人。秦娜说这个新上任的王主任，原本就是个溜须拍马的草包，平时喜欢扫扫地关关灯，乘着台里搞改革冒了出来，有了生杀大权，就想干出些政绩，政绩就是年收入二百万，收听率上升二十个百分点。自然，要达到这个政绩，也要从节目本身下手。秦娜没有参加竞选，对这种你争我夺的场面她永远不会有热情，这时候她的《快乐大转盘》易人了，而王主任又安排她去当节目监听，等新栏目—个接着—个落实了，主持人、编辑、记者也像—个萝卜—个坑似的落位，秦娜却发现她已经找不到—个可以去的地方了，这时候摆在她面前的也只有两条路，要么请假，要么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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