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葬礼结束后，哥哥和我们一起回家了。他回家去疗伤，过了很久我们才注意哥哥还拖着一条瘸腿，他说小腿被一根铁钉剐了一下。就算哥哥说的不是实话，我们还是得相信，这些年哥哥身上没少留下伤疤，各种各样的刀疤，布满全身，一洗澡它们就全部跳出来。这些伤疤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跑到哥哥身上的，哥哥说全是轻伤，他尽量说得轻描淡写，就好像他不小心才碰到刀尖上，但谁没事会往刀尖上碰？这一次也一样，哥哥笑笑，说晚上踩到一块烂木板，上面刚好有颗铁钉，木板弹起来就剐伤了。
这一次本不是大伤，但他的那些杂碎兄弟，教他用阴沟里的烂泥抹在小腿上，因为，他们说那些烂泥是凉性的。结果伤口感染了，伤势加重，他的腿才会瘸得越来越厉害。我立即陪哥哥去医院看腿，每天换药，哥哥也是休养了十几天才好起来。不过这—休养，哥哥也算留下来，除了他生命结束那一年离家，哥哥都再没有离开河西路。现在我想，那一次促成哥哥留下来的真正原因仅仅是他的腿伤？或者是母亲已经离开，少了那些恼人的唠叨？又或许是哥哥突然间感到的责任，他看到我和姐姐孤苦伶仃，才决定留下来？不管怎么说，闲云野鹤般的程文算是回家了，当然，他回来也有不少麻烦，接下来他的那帮弟兄们就要闻风而来，而且他们要做许多准备工作，f们要把地盘从火车站移到大十字。谁不知道“高文”的名声，这个响当当的招牌也是那一年哥哥回家后带回来的。
我还记得那次在贯珠桥上的斗殴，尽管我没有见到全过程，但它的开场就已经让我觉得心惊肉跳了。说起来也很可笑，虽然我们都是河西路长大的孩子，但我和哥哥却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很可能私底下我们对彼此的世界都是不以为然的，我也从来没有起过去了解那个世界的念头，它们只是这么若有若无，通过哥哥和我混在一起。有一次哥哥甚至对我说，我知道你就是瞧不起我们了嘛。但他说得痞气十足，像玩笑，我也就没当真。
那天很可能是我们班组提前下班了，我在还算冷清的马路上往家里走着。当时贯珠桥边，就是紧挨着公安局的贯城河面上，平铺了—层预制板，据说是为了修—个停车场，还未完工的停车场上稀稀疏疏地停着几辆解放牌汽车。顺着河面，这时候站着两排人，他们中间隔着十几米远。我看见了哥哥，他的个头让我第一眼就发现了他，他的脚底下踩着一根滚圆的木桩，圆木在他脚底下来回地滚动。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自然知道他们在干什么，这时候两边都有一个人正在高声地对骂，从对方的母亲骂到姐姐妹妹，骂得好就引起自己这一边响应的轰笑。当时还不到下班时间，而且他们选择的地点还算僻静，所以我走到桥上时身边只有几个老人围在那儿。哥哥没有笑，他的头低着，用脚不停地转着脚底那根圆木，只是过不了多久他就转过身朝贯珠桥，或者市局的那幢小楼上警觉地瞄一眼。哥哥一定看到我了，我看到他的眼睛在太阳光下眯成一条细缝，但他很陕就扭过头去，脚一抬把那根圆木操到手里，然后就再也没有转过来。就要开始了，我看到哥哥这一边的人手已经伸到了腰间，那儿明显地藏着一把卡子刀，有些人的习惯是把刀子藏在袖管里，动手时只需一抖，刀柄就会自动掉下来落到手心。我走了，虽然我也算一个爱看热闹的人，但留下来不是看哥哥砍人，就是看他被别人砍，两样都不是我想见到的，我走得很快，很难说是因为激动还是因为害怕，回家后我就一直趴在窗台上——uff0e从这儿当然看不到打斗的场面，我侧着耳朵，恍惚中似乎还能听到一点打斗前的吵闹，但很快我就发现吵闹只是来自街边另一场争执。我看着前面落在那层瓦楞上的阳光逐渐地变淡，天色也在一点点转黑，我前面不远那块天空，后巷的一群鸽子还在绕圈，它们已经飞了半小时了，还在绕。我怀疑在落实战斗的输赢之前我的心情也很难平静下来。
说起来哥哥打过那么多架，我也只见过一次。那是有一次我跟着哥哥去东兴餐厅吃饭，刚好碰到—个要饭的老头正顺着每张桌子乞讨。那时候要饭的人真多，他们都是从河南、安徽农村来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双哀怨的眼睛和一双可怜的手。那天老头从我们这儿讨了两毛钱，还有一碗米饭。哥哥对这些人总是很大方，很亲切，因为他从来就没忘记他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老头要到最里面那张桌子时却卡壳了，那儿坐着四个膀大腰圆的年轻人，他们当时正在喝酒划拳，对老头的乞讨不理不睬，老头也很固执，就这么端着手在旁边不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会儿，其中一个终于不耐烦了，吼起来：“滚，你这个老厮儿，臭拿抓，烂农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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