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站着一个黑影，我愣了愣才认出他就是那个给我起马粪的老人，老人见我醒了说，你这样睡是要生病的噢。我睡意蒙咙地坐起来，好半天才明白自己正睡在—个马厩里。看守马厩的老杨伯是来喊我过去吃饭的，因为我的煤还没有拉来，所以队长把我晚饭的任务派给了他。
原来我以为那幢房子里就住着我一个人，但就在我隔壁，马厩的隔壁，隔着一道漏光通风的木板墙，住着这位老人，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这道木板墙其实只有一人多高，离屋顶还有一段距离。老人也姓杨，是队里的五保户，一个孤老，有六十多岁，农活已经干不动了，所以住在旁边替队里照看马匹。我叫他老杨伯。这时候老杨伯已经把晚饭做出来了，他说今天吃早点，因为他还要到下寨去。后来我知道老杨伯因为会给牲口看病，邻近的村子常常会有人来请他，他在家里的时间其实并不多。我到了隔壁，拉开灯后，老杨伯家里简陋的环境就从黑暗中跳了出来，其实和我那边差不了多少，除了墙角有—个谷囤，房梁上挂着老玉米，地面比我那儿更黑更结实，很难说比那边好多少。
晚饭只有白菜和豆芽，蘸辣椒水，米饭却是新米。老杨伯客气得几乎在缩手缩脚，一直在说没什么好吃的，对我这个城里来的有一种本能的谦卑，因为他们这儿没来过知青，不知道该怎么接待，就像前面那个杨队长，即使让我住马厩，也是诚隍诚恐的，觉得让我受了委屈。其实他们这儿不穷，不算穷，至少还有米吃，老杨伯说离这儿不远还有个小煤矿，农闲时壮劳力都去矿上挑煤，也能挣到一些钱。后来我去不远的上寨玩，在那儿还遇到过一个上海知青，看到她你已经不会再把她当成—个知青了，没有人告诉你，你会以为她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个婆娘。这个叫邢丽娟的上海知青原来分在一个叫麻山的地方，因为那儿长年吃不上米饭，每天都是包谷、红薯，她便托人嫁到上寨来，我见到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邢丽娟甚至还不知道知青们返城的消息，我告诉她，政策好像还可以带走—个孩子。你看她，立即捂着脸蹲在地上嚎啕起来，她哭得那么伤心，以至于我都有些后悔把这个消息告诉她。邢丽娟哭的时候手上还捏着一只喂猪食的破瓢，她用破瓢遮住了自己的脸。不知道后来邢丽娟回上海没有，三个孩子又是带走了哪—个？
吃完饭，老杨伯准备出门了，因为起马屎时在脸上溅了些泥点，老杨伯还洗了把脸。他拿出来的毛巾却吓了我一跳，这应当是我看到的最脏的一块洗脸布，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脏的洗脸布，甚至别人家什么抹桌布之类都会比它干净，老杨伯就拿着这样一块洗脸布，在上面淋了几滴水，然后飞快地在脸上横竖一划，就算完事了。老杨伯锁上门，指着他的炉子告诉我，炉子就不收进去了，你可以用它做饭。明天就靠你自己啦。这是他的原话，老杨伯临走时就这么说的。奇怪的是这句话却没把我吓倒，我看着那只炉子，湿煤下炉膛里冒着红光，我点头答应着。这是事实，只能说这时候我已经接受了事实，在我吃了顿用新米煮的米饭，天黑下来，雨停之后，我把后面要来的全当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的确，要靠我自己了。我站在房门口，看着老杨伯在我们屋子前面那条黄泥小路上渐渐地走远。我承认到这时候我的心情才终于好了起来。那一天终于来了！
我是箩底小队来的第一个知青，因为是第一个，可能赚了些便宜，队里凭着一种本能在对待我，他们还没有经验，而农民的本能又总是善良的。
第一天上工，我被分到了妇女队，虽说是妇女队，除了我之外，还有村里几个生病不能干重活的男人。头几天的工作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随着那帮女人们去红薯地里刨红薯，把地表的藤秧先扯掉，再用锄头挖下去，把深埋在地下的果实取出来。头几天我把这当成游戏，劲头也高，还有些争气的想法，也不想太丢人，结果一两天下来，两只手掌心都磨出了血泡。那些婆娘们看到了血泡，高兴得不得了，好像这才是她们意料中细皮嫩肉城里人的样子，她们劝我一下子不要干得太猛，累了就在一旁休息。于是我停下来开始吃红薯，不时有人喊，小程，接到，这个甜——她们把认为最好吃的红薯扔过来。我坐在田垄上，用锄柄把红薯上的泥块先除掉，再用牙齿剥去皮，果然很甜。我学她们的话，这个甜——女人们更是乐不可支。那天我吃红薯吃得太多了，整个晚上胃里都在朝外涌酸水。两天后村里去煤矿拉煤，负责拉煤的卸了半车块煤在我的房外，全是亮晶晶的好煤，看到它们时还有种很奇怪的满足感。到这个时候该有的东西都差不多齐了，剩下的就是怎么样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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