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我参加了高考，接着落榜了，这其实也在我预料之中，倒并不让我觉得有多难过，而且同时我的自由生活也立即开始了。因为不用背着书包再去上学，每天我不是去同学家串门，就是去看电影，那真是段快乐的日子，无忧无虑。但很陕，母亲就告诉我，他们公司就要在乡下办个知青点，而我就要被她送下去了。
其实我完全可以不下去，那时候我很多同学都待在家里，等着招工，等着参军，等着父母退休后去顶替。知青们已经开始返城了，待业青年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多我—个并不会庞大多少。但母亲显然有她的理由，我们家是不养闲人的，养不起，也不能养，况且—个程文在外面浪着就让她够受了，还要加上一个程武，这会让她多么不安。除此之外，母亲给我细数下乡的好处——你看嘛，你下去，一个月还补助八块钱，十五斤粮，你轻松，家里面也轻松，而且我跟工会徐主席说了，他答应给你分得近一点，你每个月底都可以回家来。
我再倔强倔强得过母亲吗？她为我们，为这个家吃了那么多苦，就不能让她看到点希望？就不能在她想丢开我们的时候帮她一把？我同意了，好在同我们家情况相同的人家还很多，和母亲想法相同的家长也很多，我并不是—个人。
那天下着雨，我记得很清楚，送我们下乡的是市建公司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车头上扎着大红花，两旁挂着红旗和关于上山下乡的标语。出城的时候，锣鼓欢天喜地地敲打了一阵，但后来观看的人少了，雨又越下越大，被雨淋湿的鼓点才慢慢稀疏最终停歇下来，那些红绸花被水泡成一团，垂头丧气地耷拉在车前方，旗子也干脆裹成一棵棵无法飘扬的红棍。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被分在水洞生产大队箩底小队，听听这名字——又是水洞又是箩底，当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就要掉进—个洞穴里了，永远都别想活着爬出来。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走着，颠簸着，摇晃得很厉害，每个人都有些犯迷糊了，坐在行李上就要入睡，但雨水——虽然有雨衣，有油披，有雨伞，冰凉的雨水还是能找到缝隙滴到身上，脸上。我正在想难道就这么一直摇晃下去——忽然间锣鼓声又重新大作起来，大家才迷迷糊糊地发现，原来我们的目的地前进公社就要到了。
看到公社那一排千疮百孔的石板房，我就倒吸了口凉气，这还是公社，要是大队小队不知还要破烂成什么样！现在我当然知道了，其实东西破烂都有个程度，烂到一定时候，它们就看不出差别。应该说这时候我心里已经有了点准备，那些老知青们回城，谁不会诉点苦，怎么怎么样的艰难，怎么怎么样受累，农村嘛，还能指望什么？我是绝望了。
下车后我们就按事先的分配分散开来，每一个人都有专人送下去。送我的是公社的罗干事，他提着我的行李卷，一只旧木箱，走在前面，我和母亲只提着一只网兜，用尽气力才能勉强跟上。那条烂黄泥路几乎就找不到落脚点，常常从一个烂泥塘里把鞋子抽出来，另一只鞋子又陷了进去，走了没几步，我们的鞋子就看不到原来的颜色了。远远的，罗干事早已在—个岔路口等着我们。箩底小队终于到了。罗干事把行李和箱子放在一棵樟树下去队里喊队长。
杨队长是个看上去像五十岁的中年人，其实还不到四十岁，来的时候戴着个斗笠，披着一块烂塑料布，手里还拿着一根长长的点燃的旱烟杆，尽管已经是深秋了，他脚上还蹬着双凉鞋。他多皱而焦黑的脸上是想象中的木讷，农民特有的不知所措的热情就藏在里面。我们被带到村前那幢破屋前，那是一处马厩，是真正的马厩，里面还养着一匹活着的马，但为了给我腾位置，它被人牵了出来。里面的气味当然是马厩的气味，新鲜的马粪味和稻草味，瓦楞上不停地往下滴着雨。这就是我要住的地方，杨队长说队里再也找不出空闲的房子了。
母亲走了，她把我交到这儿，就急忙跟着罗干事一前一后去公社赶送我们的那辆卡车，虽然罗干事告诉她五点钟还有一班交通车，但母亲还是走了，她甚至不及看一眼我就要住的马厩，也不关心我晚上是不是真的和马睡在一起。印象中她放下行李，一等我走进去她就急急忙忙甩着手走掉，义无反顾，为的是节约交通车的七毛钱车票。我看着她在那条泥泞的路上摇摇晃晃地走远，母亲的背影在一排小树林后面消失后，她那件黄色的雨衣还在我眼睛里晃动着，我感觉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uff0e当时我立即有了一种感觉，我被抛弃了，母亲把我丢在这儿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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