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厂来人了，市建公司来人了，轻工厅来人了，左伯伯来了，外婆和大舅小舅都来了——每来一批人都会引发新一轮的哭声。父亲的工人们念及他的好处甚至比我们哭得更加伤痛，他们安抚着母亲，安抚着姐姐、哥哥和我。就在这些不断来人及安抚之间发生了——件事，你可以从中体会我当时的情感，—个孩子对死亡的情感，当然你也可以借此对我的天性进行一番有益的谴责，就像事后我母亲做的，并且挂在嘴上一念七八年，作为我人生的标志牢记下去：父亲送走之后，就在一番忙乱中，我突然在地上发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其实它不是语录，它只是利用外面那层红色的封壳，准确地说，它是一只钱包，当时有很多人拿这种封壳来做钱包。我还没有打开就看到里面露出的钱币，那些颜色，只有钱才会有的颜色。我快活地哆嗦了一下，没有人注意我，等我把它捡起来还是没有人注意我。我确定了一下，四周乱糟糟的，我偷偷出来了，溜进走廊尽头那个熟悉的厕所，里面只有一盏悬得很高的白炽灯，没有人。我打开钱包——里面的钱我竟然数不过来，肯定超过了一百。我想象中很可能是哪个人掉在那里的。我兴奋地四处找着藏钱的地方，厕所里的水箱，我放上去但又觉得不妥取了下来。衣服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最后我想到了鞋，我脱下鞋子把钱藏在鞋底。做这些事时我一直都很亢奋，牙齿一直都在幸福地发痒，而等我刚把钱藏好，—个病人就从外面摇晃着进来了，我的样子是不是很可怕——他一直盯着我看，好像已经看出那些钱就是我拿的，而且就藏在鞋子里。
我没想到的是我捡到钱其实是父亲的。我们家的钱一直在父亲手上，即使他住院也是这样。母亲不会管家，不让她负责她只会乐得轻松。我回到病房时，母亲她们正在空空的床上、被褥里找着那只钱包，悲伤已经过去了，活人要吃饭，要用钱。
母亲急起来总是显得气急败坏，她暗无天日地跺着脚，不停地开抽屉，一次次掀被褥，咋办嘛，这么多钱—一咋办嘛，哪个挨刀的拿的嘛！姐姐坐在一旁哭，现在她哭的也是钱了，那是一个月的口粮，生活费，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活下去。我没想到事情会弄成这样，我捡到—个钱包，却是父亲的。我看着母亲在那儿急得直跺脚，却不知道怎么告诉她，怎么才能告诉她钱包其实就在我身上。我想说的时候好像时机也过了，因为母亲说是被哪个不要脸的偷儿偷的。
我听到母亲和外婆在那儿分析，她们用的是排除法，这个不会，那个也不像——谁会缺德到在孤儿寡母的头上刮油？那时候的人真朴实，都不像小偷，说来说去最后的疑点自然而然地落到我们自己人身上。姐姐不太可能，哥哥也不太可能，只有我了——她们想起我刚才出去过。母亲说，小武，你拿没拿钱包？拿了就拿出来，那可是咱们家—个月的生活费！小孩再能装能支撑多久？可能我的脸已经红了，已经暴露出那只封壳的颜色，或者我的脸抢先一步投降，把自己出卖了。只是我还在犹豫，支支吾吾，不知道应当去哪儿把那只钱包从鞋子里拿出来。
母亲几乎是一巴掌把封壳夺过去，她的预言坐实了，她紧紧地把钱包捏在手里，怕它又跑到谁的鞋子里，母亲拍着巴掌说，你看，你看！这可是救命的钱，你都要拿，还有啥不敢拿？这句话母亲以后经常重复，她不光教育我，还要教育别人，不要学我，后来母亲那一大家，大舅、小舅、四姨，谁不知道。所以小舅才会说了，三姐啊，你命苦啊，小文，小文完蛋了，小武，小武也是完蛋的。这是对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相同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是在左伯伯家。父亲的后事办完后，左伯伯把我们一家都接了过去，连带着我母亲那一边赶来奔丧的弟弟妹妹一起，我们到左伯伯家去做客。应当说左伯伯对我们家真不错，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也是睢一的朋友，前些年他把就要遣送回乡的大舅小舅安排在他的建筑公司，现在他又要考虑我们了。左伯伯对母亲说，嫂子，你放心，小文、小武以后就是我的孩子，他们的工作就包在我身上了。左伯伯不停地安慰母亲，他受父亲的嘱托，他说我们的事他都会放在心上，可惜的是就是这么个好人，一年后也追着父亲去了。母亲说她毫无指望，好不容易有个盼头，有点希望，立刻就会来个意外把这些苗头通通掐掉，消灭干净。她拖着我们这几个孩子度日如年，她总喜欢说，你们的左伯伯要是不死，小文就不会这样了，小武也不会这样，可惜啊，祸害遗千年，好人命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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