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年底父亲住进了医院，林彪的死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不过几乎紧跟着，就在父亲住院的那个星期，我一点也不夸张，父亲的调令也下来了，他已经被任命为开关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据说轻工厅内部还内定程仲昌是重点接班人。给父亲送调令的是轻工厅劳资处的一名干事，名字叫肖利群，我至今都怀疑她和父亲的关系，这么说可能有些武断了，但我还是不愿意这么随随便便地放过去，即使冒着冒犯父亲、肖利群的危险，我也会试着把那些尘封的疑点寻找出来。
那时候我已经休学了，我休了半年学，专门陪父亲住院。父亲说我功课好，人又机灵，缺点课也跟得上，便让我在医院里陪他。
我还记得，那天肖利群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提着两袋奶粉和一包苹果，苹果虽然小，却绝不是街上卖的那种“水眼”—水果烂了半边，剜去烂的那部分我们这儿都叫做“水眼”，那时候水果店里卖得最多的就是这种“水眼”。肖利群就这么出现在病房门口，侧着半个身子，咦，那个谁——她停下来，笑了。终于发现病床上的父亲。
那天父亲刚刚睡了个午觉，忙挣着坐起来，又示意我给“肖阿姨”让座。肖利群问了问父亲的情况，接着开始夸他的气色，最后才把那张调令从提包里拿出来。父亲看着那张调令，脸上却没有喜色，他只是平静地说，“谁知道我还出不出得去。”这么一句话，肖利群的眼圈却一下子红了，她把脸调向窗户，就像看着窗外梧桐树那几枝发黄的枝条，这时候父亲把我支出去，他让我到外面去玩会儿。我跑到花园里去捡松球，捡了几个，又跑到花坛上摘美人蕉，还惹得园丁跑来骂我。我在园子里百无聊赖地消磨着时间，看瘸子拄着拐杖学习走路，看受惊的麻雀从屋檐飞上树梢，心里却在想放在父亲床头的那包苹果。后来，不知过了多久，我看见肖利群出来了，她低着头走得很陕，边走边用一块手巾擦眼睛。那一段父亲的一些老关系正在不停地登场，比如有一次，父亲让我去买鸡蛋面，这种面当时在外面很难买到，但父亲写了张纸条让我去面粉厂找党委书记王锐英，王锐英看完信，边把信装进上衣口袋边问我，你就是程仲昌的小儿子啊？又抚着我的头问了父亲的病情，末了她用袋子装了四把鸡蛋面让我悄悄地带走。想到这些事时，我就忍不住猜疑，她们会不会和父亲有关系呢？可能我有点病态，我也弄不清到底是希望有，还是希望没有。
来看父亲的人中间，除了他的同事、家里人，只有左伯伯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他们是战友。听说这个左伯伯的婚礼还是父亲操办的，当时左伯伯没有一分钱，父亲拿出三百块钱送给他，让他体体面面地成了个家。左伯伯在市建筑公司当党委书记，当年，我的大舅小舅就是托付给他的，现在父亲又悄悄地把我们托付给他。左伯伯劝他宽心养病，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不值得这么悲观。但父亲听了，只是苦笑着摇了摇头。他们在一起主要是聊天，遇到父亲精神好的时候，他们就下几盘棋，自然父亲赢得多，但他说，你让我干什么？我又不要你让。左伯伯说，你看你看，我为什么让你？
父亲住院后，我们都是在医院吃中饭，晚饭由母亲做好，再由哥哥或姐姐送过来。不过这样—来，我们的伙食就差了，因为母亲不会做饭，她的烹饪水平实在不能让人恭维，弄出来的都是糨糊—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医院的中饭自然更差，但那是父亲的感觉，我却一下子被食堂这种东西迷住了，我觉得真有意思，那么多人排着队，等着打饭，而且我还特别喜欢牛皮菜—一豆瓣酱烩牛皮菜，我不知道是因为吃这种菜爱发牛皮癣，还是菜叶子看上去长得像牛皮，反正我喜欢，只要父亲不反对，我买的一定是这个，如果父亲都吃不下去，他会让我去东兴餐厅替他买一份宫爆肉丁。那种逗人的香气一路上不停地从那口平底锅里溢出来，引得我不时要停下来偷吃一两口。
在医院我们住了有半年吧，到后来父亲连下床解手都困难了，大小便都要我把便壶便盆递给他，父亲要挪动自己都很困难，有时候甚至需要我帮他把家伙塞进便壶里——我和它有关系，父亲退伍也和它有关系。它还是得等上一会儿，等它找到那种最舒服的姿势才开始放水。那时候父亲的鞋都是外婆给缝的特号大布鞋，但父亲还是要剪开后才穿得进去。我很喜欢研究他的腿，他的小腿油亮而光滑，里面就像充满了空气，就是用力地压一下，父亲也感觉不到，那个瘪下去，久久不能复原的肉坑，让我感到一阵阵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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