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总说：“也了解，也不了解，在会上何提出投资问题，王提出商厦大宗定货问题，我表示不妥。”
吴桐想这证实了王前进的分析：打了个时间差。
关总问：“是谁提出把这两款做为不可回收款对待？”
吴桐说：“焦亮。”
关总问：“什么理由？”
吴桐说：“据焦亮说投资的保健品未能通过国家质量鉴定；定购家电的那个公司破产了。”
关总问：“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
吴桐说：“不是，后来他才这么说。评估单位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但又觉得没义务调查，只要公司给个意见。”
关总问：“你向何、王汇报了？”
吴桐说：“汇报了，都没表态。”
关总说：“没表态就是表态，他们认可焦亮的意见。”
吴桐说：“一千万就这么打水漂了？”
关总说：“就是。”
吴桐有些急，说：“这怎么可以，这太不合逻辑了。刚投资几个月，就认定投资失败，就算是决策错误，也得追究决策责任。”
关总说：“在我们中国，决策错误一向是不被追究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断蒙受损失。”
吴桐说：“不追究决策责任，也得把事情调查清楚呵。”
关总问：“公司决定不调查了吗？”
吴桐说：“没明说，但也不作为。只追着评估赶快定成。”
关总问：“你不是说王梅对改制持消极态度吗？”
吴桐说：“是。但在这两笔款项的问题上两人并不对立。”
关总说：“明白了。”
吴桐问：“关总你明白了什么？”
关总说：“也只是猜测，或者说逻辑推理，这事与他俩都有关联，或者说利益一致。”
吴桐也想到这一点，如此大额投资（购物）出款，不经他俩首肯是断不可以的。但这里有两方面问题，是真正（与预想相悖）的投资失败，还是预谋的投资失败，如是前者，只须面对，无须回避（如关总说的决策失败不被追究），回避则是欲盖弥张。如果是后者，也太小儿科了，是一捅便破的事体，想何、王都不至于这么弱智，想不到这一点吧。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于关总。
关总像在思索，用小勺慢慢搅动杯子里的咖啡，后抬眼看着吴桐，说：“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长者想检验一下他的几个孙子的智商，将一枚银元藏了，让孙子寻找，谁找到属于谁。于是孙子们行动起来，东寻西找，翻箱倒柜，然而徒劳，最终谁也没找见银元。这时长者把一只手伸开，银元就在他手心里。孙子们懊恼不已，说没想到爷爷会藏在自己的手心里。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最简单的方法常常是最奏效的。
吴桐点点头。
关总又说：“就拿腐败来说，腐败最普遍的模式是用权力换取利益。”
吴桐想到王前进送给他的那本书，书中将关总说的这种交换方式称之为权力寻租。
关总继续说：“交换在最简单的形式下进行，明地里签字，暗地里给钱。相当于算术中的1+1=2。”
吴桐不及关总那么宏观，思维仍拘泥于自己身边的事。他承认关总说的有道理，但又觉得与泰达的情况不可类比。一枚银元握在老者的手里，别人看不见，而那两笔走款清清楚楚写在帐上，想瞒都瞒不了。他说了自己的看法。
关总说：“不错，是写在泰达的帐上，但是款打出去之后就不在泰达的帐上了。就是说泰达投资是明的，而投资运行则是暗的了。”
吴桐说：“像潜水艇潜到水底下了？”
关总说：“是。”
吴桐说：“但问题是可以查清楚的呵。”
关总说：“不见得。”
吴桐问：“怎么说？”
关总说：“一是不见得去查，二是查也不见得查出结果。”
吴桐又问：“为什么？”
关总说：“因为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他们手里。不查呢，拖到改制结束事情便不了了之。查呢，也完全可以得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比方认定那项投资确定失败，认定那家供货公司确已破产。当然，在被事实认证之前，我说的仅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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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桐想这证实了王前进的分析：打了个时间差。
关总问：“是谁提出把这两款做为不可回收款对待？”
吴桐说：“焦亮。”
关总问：“什么理由？”
吴桐说：“据焦亮说投资的保健品未能通过国家质量鉴定；定购家电的那个公司破产了。”
关总问：“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
吴桐说：“不是，后来他才这么说。评估单位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但又觉得没义务调查，只要公司给个意见。”
关总问：“你向何、王汇报了？”
吴桐说：“汇报了，都没表态。”
关总说：“没表态就是表态，他们认可焦亮的意见。”
吴桐说：“一千万就这么打水漂了？”
关总说：“就是。”
吴桐有些急，说：“这怎么可以，这太不合逻辑了。刚投资几个月，就认定投资失败，就算是决策错误，也得追究决策责任。”
关总说：“在我们中国，决策错误一向是不被追究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才不断蒙受损失。”
吴桐说：“不追究决策责任，也得把事情调查清楚呵。”
关总问：“公司决定不调查了吗？”
吴桐说：“没明说，但也不作为。只追着评估赶快定成。”
关总问：“你不是说王梅对改制持消极态度吗？”
吴桐说：“是。但在这两笔款项的问题上两人并不对立。”
关总说：“明白了。”
吴桐问：“关总你明白了什么？”
关总说：“也只是猜测，或者说逻辑推理，这事与他俩都有关联，或者说利益一致。”
吴桐也想到这一点，如此大额投资（购物）出款，不经他俩首肯是断不可以的。但这里有两方面问题，是真正（与预想相悖）的投资失败，还是预谋的投资失败，如是前者，只须面对，无须回避（如关总说的决策失败不被追究），回避则是欲盖弥张。如果是后者，也太小儿科了，是一捅便破的事体，想何、王都不至于这么弱智，想不到这一点吧。他将自己的想法说于关总。
关总像在思索，用小勺慢慢搅动杯子里的咖啡，后抬眼看着吴桐，说：“我想起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长者想检验一下他的几个孙子的智商，将一枚银元藏了，让孙子寻找，谁找到属于谁。于是孙子们行动起来，东寻西找，翻箱倒柜，然而徒劳，最终谁也没找见银元。这时长者把一只手伸开，银元就在他手心里。孙子们懊恼不已，说没想到爷爷会藏在自己的手心里。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最简单的方法常常是最奏效的。
吴桐点点头。
关总又说：“就拿腐败来说，腐败最普遍的模式是用权力换取利益。”
吴桐想到王前进送给他的那本书，书中将关总说的这种交换方式称之为权力寻租。
关总继续说：“交换在最简单的形式下进行，明地里签字，暗地里给钱。相当于算术中的1+1=2。”
吴桐不及关总那么宏观，思维仍拘泥于自己身边的事。他承认关总说的有道理，但又觉得与泰达的情况不可类比。一枚银元握在老者的手里，别人看不见，而那两笔走款清清楚楚写在帐上，想瞒都瞒不了。他说了自己的看法。
关总说：“不错，是写在泰达的帐上，但是款打出去之后就不在泰达的帐上了。就是说泰达投资是明的，而投资运行则是暗的了。”
吴桐说：“像潜水艇潜到水底下了？”
关总说：“是。”
吴桐说：“但问题是可以查清楚的呵。”
关总说：“不见得。”
吴桐问：“怎么说？”
关总说：“一是不见得去查，二是查也不见得查出结果。”
吴桐又问：“为什么？”
关总说：“因为处理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在他们手里。不查呢，拖到改制结束事情便不了了之。查呢，也完全可以得到他们预期的结果。比方认定那项投资确定失败，认定那家供货公司确已破产。当然，在被事实认证之前，我说的仅是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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