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刊社后来停刊了。我的记者生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我又去一家法制报社应聘，等于是自投罗网。我遭到了警惕性很高的老门卫严词盘查。他看看我的证件，说：这证件不管用。
什么样的证件管用？
老门卫把胳膊上的红箍往上拉拉，不屑回答。
老门卫后面的武警战士才是正式的门岗。门岗让我去门房登记。里边的人说：上午开会，不会客。
我说约好今天见面，因为事关饭碗。我又说我在师大看到招聘广告。那时，广告被人撕去了上角，醒目的大红纸上撕去了关键性的内容，剩余的半张纸在学生开水房外的宣传栏上迎风招展。
我的证件是外省作家协会发的，而且还是过期的。门卫之所以摇头，是把我当做了盲流，甚至有可能怀疑我是一个流窜犯，但苦于没有证据。门岗是秉公办事恪守职责的武警战士，而老门卫也一样青春焕发，是退休之后发挥余热。
晚上8点左右，我给一家洗衣店打电话。老板是一个中年的知识妇女，前两天有意让我辅导她上中学女儿的作文。老板女儿在工艺美院的附中学画。我见过一次，并让她随便写点什么东西看看再说。双方之间应该有一个互相了解和适应的过程。
那天洗衣店里的女老板说你先回去吧，等待消息。我就回去了，但等来等去，就是不见任何消息。
通过几次找工作，频繁地变换角色和身份，而大多是浅尝辄止、不了了之。有时，我被老板一开始就拒绝，或者很快就被炒鱿鱼。这就是说，饭碗往往还没端稳，就被打碎了。
来北京之后，我不断听到一次次饭碗落地的声音，让人心惊肉跳。
我已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了。春天到了。我到人大附近毕胜得考试咨询中心应聘抄写员。前来应聘的人可谓多矣，先填表，然后面谈。我对过两天打电话联系复试的事不抱太大的希望。一天里，我只在师大喝了一大饭盒免费的粥。晚上在破被卷里翻看贝娄的《挂起来的人》，一个臂上箍红箍的女人推开房门和我收卫生费，真可谓是雪上加霜啊！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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