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是思想的一代。他们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丰富而宽广。
与前一代人相比，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更能理解历史的全部变迁，而不致于沉溺于自身的创痛而不能自拔。我们不必像他们中的某些人强行将那一段历史幻化为美好的事物，将它蒙上一层虚幻的色彩，不必徒劳地发出“青春无悔”的哀叹。与下一代人相比，我们由于亲历了“文革”那场重大事件的尾声，而不至于像他们那样对往昔的历史感到隔膜与陌生，不至于将那段历史的动荡单纯地理解为某个个人集团的心血来潮的冲动与盲目，不至于对历史的深层动因视而不见。
正因为我们获得了一种洞察的审视，从而才使这种观察自身和世界的方式与传统，成为我们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资源。
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才使得我们更多地关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才使得我们学会成熟地洞察我们自身的本质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本质。
正因为有了这一切，我们才会越发地感到孤独、痛苦和忧伤。
《永远的脚手架》是反映他刚从学校毕业在建筑公司当小工的生活经历的文本，整个小说具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与刺激性，具有一种一气呵成的宣泄的激情。他第一次以这种莽汉式的激情与粗暴，对一向以软绵绵的脆弱的文人小说占主流的文坛予以轰炸和冲击。《我爱北京》是反映他到北京求学的生活经历的文本。《温柔地带》、《草长莺飞》都是反映他再次北上京城打工谋生经历的文本，这三篇小说依然具有一种很强烈的粗俗的力量。
这几篇小说给我们的感觉是：基调是黯淡而忧伤的，不设希望与理想的，切实的，但又无疑是具有某种操守和信念的。
读这几篇小说，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加缪的《局外人》、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以及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局外人，在路上。干什么？等待戈多。生存状态的边缘化不但没有在精神上将局外人置于死地，反而使之获得了一种旁观的清醒与超脱。李迎兵是以一种局外人的立场与目光，在喧哗而混浊的黑暗包围中。点亮了存在的烛光。烛光所至，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世界的种种不正常和丑陋虚假连同滑稽可笑的行为。
我曾说过，李迎兵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较为熟知我对他的感觉。他曾说过：“我在母腹中只呆了七、八个月，就仓促来了世间。”他认为他是残缺不全的，只能通过写作来达到修补和完善自己的灵魂。他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就是面对自我的写作，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它维护和救赎的首先是自己。写作是他和这个世界保持的惟一精神联系。”
“离开村子的人将长久漂泊uff0f也许，还会有许多人死在途中……”
“离去兮情怀忧伤uff0f安居之灵不复与本源为邻……”
读着里尔克和荷尔德林的诗，李迎兵离开深深的吕梁山，只身来到北京。
我曾对他说过这样的话：“你还是再去北京吧！外面的世界是适应你的。你在北京是忧伤的，可你在吕梁山却是痛苦的，因为深深的吕梁山与你是格格不入的。”他认为我说的话很适合他的心灵。
于是，李迎兵再一次去了北京。
李央就这样站了一路，一站就站到北京。从出站口走了出来，他一脸茫然。先东张西望，他一时拿不定主意……一帮拉客男女假惺惺的笑容里饱含了昭然若揭的商业目的。李央一概加以拒绝，不理不睬自管自地走路，没人再来拉他了。他心里其实更没底，简直乱极了。他辨不清方向，但他没问路。黑暗中的一切都不可靠，让他产生警觉。他旁若无人地走着，看上去颇有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的气势。
天亮了。他辨了辨日出的方向，背着行囊认准正北方向开始出发。
车站附近有开往市里的公共汽车，但他没有和别的旅客一样等着……他走过了站牌，很快来到了护城河边的一条滨河路上。飞奔的各种各样的车辆带动着灰尘，让他感受到这个巨大城市内在的颤栗和抖动。（《我爱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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