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文坛色彩纷呈，千姿百态，真正是“各领风骚三五天”。
被称为“新生代”的60年代出生的作家刚亮相不久，“晚生代”作家便又纷纷登场了。这“晚生代”便是指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这是“没有负重的一代”，他们所处的是一个放逐思想的多元化的时代。他们的创作普遍防止与主流写作、传统意识相勾连。他们疏离理性，放大自我。他们对物质生活高度敏感和趋从，让躯体不知疲倦地在喧嚣的都市中行走、跳跃、歌唱和痛哭。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十分的空荡。所以，我们读到的只能是具有滚动感的行为叙事，而不是具有流动感的感觉叙事。他们对这个时代的适应性很强，他们满怀欣喜地触摸和享受着物质的美感和实惠，尽管对物质社会的肤浅、媚俗、小市民等作风也感到深深失望。但是，他们只是敬而远之，却没有坚定的信仰和操守，更不会自觉地批判。
70年代出生的人们，无论是“像卫慧那样疯狂”，还是轻柔的抚弄，阔适地观望，“现在性”、“平面化”已经形成了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把80年代先锋小说与实验小说向纵深发展的语言拉回到平面，使之不再负载再现现实的沉重意义，从而把写作变成了一种不断刺激世俗欲望的消费品。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棉棉，借她《九个目标的欲望》中的主人公之口说：“在接近世界末的时候，我希望我的作品像麦当劳，并且我要做到任何人看完我的作品后都不需要去看第二遍。”所以，写作对他们来说，好比一次化妆，一件时装剪裁，是一次呈现自我的过程。他们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玩味技术而自娱，并在自娱的快乐中完成现实关系的虚构仪式。所以，我们不能看到她们会为自己荒芜的精神家园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只能带着理解与同情，耐心地倾听他们自己的烦躁不安和激动不已。
在70年代出生的“晚生代”作家的观照下，6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的特征便越发的明显了。
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从历史发展的连接链上来看，实际上是“多余的一代”。比我们早的上一代人，由于经受了“文革”等难以想象的磨难，他们的精神也变得难以想象的坚韧与执著，他们人世的热情也是令人艳羡的旺盛。比如“知青”这一代人，目前正是这个社会如火如荼的中坚骨干力量；而比我们小的下一代人，即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关心领域。他们头脑中没有那些无谓的冲突与理想，他们能更迅速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与身边这个世界的吻合大大超过我们，更能亲密无间地与外部世界接轨。他们更富有世界的眼光，将更娴熟地以信息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手段来处理各种现实与生存的问题。而我们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不想介入什么，只想在个体的探索与开掘中终其一生。如此阐述一番，我们便发现：在与上一代和下一代的比较中，我们还是感到了一种自卑感。
李迎兵的小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很好的文本。
她坐在我对面。我们选择了僻静的桌。
桌面脏脏的，她让换一下，我翻菜谱，问她想吃什么，她不吭声。我想和她坐一排，这样能握住她的手，并且就这样相拥走天涯……我看着她便蠢蠢欲动，情不自禁地想拉她的手，但她灵巧地把手缩在她那宽大的水袖里，让我扑了一次空。
我扑了一次空，便顺水推舟，自找台阶地挽住了她的水袖。这让人想起埃里奇·西格尔的《爱情的故事》里奥利弗爱上詹尼时开始的处境，他只能拉她的水袖，而拉不住她的手。她与他的手之间，究竟还有多远的距离？那样子也看不出是一对情侣，倒像是一只饿急了的老鹰叼了一只楚楚可怜的小鸡。（《草长莺飞》）
这种想拉手而拉住了水袖的图景，便是他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与恋人的真实关系，无论是《温柔地带》中的小美，还是《草长莺飞》中的草儿，我们不难发现：她们都是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我”在与她们的恋爱过程中，总是显得那样的底虚而小心，那样的羞怯而笨拙，那样的虚幻而不切合实际，那样的谨慎而负有责任，而她们却不屑一顾，或在心中暗暗窃笑：傻瓜一个，真逗！甚至会在心中泛起一种厌恶，虚伪无聊！这种手与水袖的距离究竟有多远？它昭然揭示了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折射出了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早熟、自由而放纵。这种手与水袖的距离，也是“我”与这个庞大而不可深知的世界的关系。世界是如此的美丽而强大，但它却不是“我”的。“我”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如何？这种距离的丈量永存于“我”的心中，永远约束和影响着“我”，越这样，“我”的内心深处便越发的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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