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冰肌玉肤的姑娘。
虽然她贴近着坡路的道沿走，虽然我就站在道沿外，一直目不转睛地呆呆地望她，但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于她的目光之中。她的眼睛似乎没有视角，因而只能望到正前方的景物，看不到旁边的任何东西似的。
当她几乎与我擦面而过时，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你不认识我了吗？”
她的脸稍微向我转了一下，脚步却没停止。两三秒后，我已只能呆望她婀娜的背影了。我相信，她肯定老远就看到了我。并且，肯定她渐渐走近我时当然也就认出了我，只不过她不愿搭理我罢了。其实我不知道我对她说话的声音是不是真的很大。也许我自以为很大，其实很小。但我的声音再小，她也肯定听到了。否则她会向我转脸吗？在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脸上分明有种高傲的、对我不屑一顾的表情。
我心里难受极了。
我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了……
以后，我不敢再看见她了。更确切地说，是唯恐再被她看见了。我每天早上走近那段坡路之前，总是不禁向坡顶张望。如果发现了她的身影，我就会隐蔽在一株大柳树后，痴痴地呆呆地望着她走下来。一直目送她的身影走至坡底，拐弯消失。如果坡顶没有她的身影，我便像胆小的兔子似的蹿过那段坡路，迅速跑入胡同里……
然而我心里还是不能忘掉她！
一九六六年我又长了一岁，十七了。于今想来，当年虚岁十七的我，毫无疑问地，是为那名像那英的外校的女生而害了单相思。我变得心事重重了。我变得沉默寡言了。我变得喜欢独自低着头发呆发傻了。邻居们却对母亲夸我：“瞧你家二小子，才又长了一岁，就成熟多了，稳重得像大姑娘似的了！”母亲往往叹口气说：“哪儿啊，他是和我一样，为他哥哥的病愁的呀！”
转眼到了九月，全中国天下大乱了，哈尔滨也没有宁日了。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了。“大串联”的“大串联”去了！一向老实的待在家里不去学校了；只有造反派们在学校里替无产阶级掌权了……
我也不常到学校去了。
我已近三个月没见到过她的身影了……
我的同校男生中，有一名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叫刘海波。他父亲是黑龙江出版社的编辑。他家有不少中外名著。虽然被他父亲某天晚上烧了一夜，但却被他从家中偷偷转移了一部分。用“转移”这个词有点儿夸张，其实也转移不到多远处去。他家窗前小院里有一口冬季储存白菜土豆的菜窖。他将一部分书放在箱子里，藏于菜窖中。除了我，没谁知道那个秘密。除了我，也没谁能从他手中借出书来。对于有些书，他珍爱如宝，连我也是借不去的。十七岁的我，当年开始像母亲的一个大女儿似的，几乎包揽了一切家务。因为母亲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愁白不少头发，没心思持家了。除了做家务，读小说成为我排忧解愁的唯一方式，也是最能直接安慰到我心灵深处的方式。我常去刘海波家里还书、借书。有时也顺着梯子下到他家菜窖里，连续几个小时读某一本他不肯借给我带回家去看的书。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红字》和《白痴》，便都是我在他家菜窖里读完的。那些书当年被认为是彻底的坏书，甚至被认为是“黄色小说”。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在“文革”中被发现读那类小说，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倘被政治恶徒追查，不说自己过不了关，如实交代了必等于出卖别人。想明白这些道理，我也就不强借。觉得能躲在他家菜窖里读，挺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十七岁的时候，经常躲在别人家的菜窖里读中外名著。其实那也是很惬意的精神和**的双重享受。九月的哈尔滨，白天还是怪热的。但菜窖里却阴凉阴凉的。刘海波为我在菜窖里铺了一个草垫子，我甚至可以头枕一卷麻袋，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垫子上读。菜窖盖支起，阳光往往直洒窖底，洒在我脸上，洒在书上。光线也几乎可以说是一流的。空气也足够我一个人呼吸，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憋闷。因为九月正是家家户户的菜窖空着的季节。何况他家的菜窖真够大，居然有半间屋子那么宽敞。他往往还会用小篮吊下一根黄瓜或几个西红柿给我吃。请想想吧，一边吃着一边读世界名著，不也算是“文革”时期的一大幸福吗？读《巴黎圣母院》，我想象我的她是埃斯梅拉达；读《红与黑》，我想象她是玛特尔；而读《茶花女》，我就想象她是玛格丽特；至于读《聊斋》，那便仿佛一切美丽可爱的花精鬼妹都像是她了，或反过来说，想象她是她们现代的化身。只有读梅里美的《卡尔曼》时，并不愿想象她是那风情百种放荡不羁的吉卜赛女郎。因为十七岁的我，对卡尔曼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那书中的美女特别使我着迷，一方面又认为，假如她从书中化身于现实，必会以她有点儿邪恶的美伤害无数男人。如果我爱上了她我怎会经得起那么严重的伤害？从前的少年，对于女性的美的欣赏是较纯洁的。从前没有所谓“邪恶美”“放荡美”“颓废美”这种种时髦的说法。少年们尤其本能地要求自己的心灵嫌恶那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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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她贴近着坡路的道沿走，虽然我就站在道沿外，一直目不转睛地呆呆地望她，但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于她的目光之中。她的眼睛似乎没有视角，因而只能望到正前方的景物，看不到旁边的任何东西似的。
当她几乎与我擦面而过时，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你不认识我了吗？”
她的脸稍微向我转了一下，脚步却没停止。两三秒后，我已只能呆望她婀娜的背影了。我相信，她肯定老远就看到了我。并且，肯定她渐渐走近我时当然也就认出了我，只不过她不愿搭理我罢了。其实我不知道我对她说话的声音是不是真的很大。也许我自以为很大，其实很小。但我的声音再小，她也肯定听到了。否则她会向我转脸吗？在那一瞬间，我看清了她脸上分明有种高傲的、对我不屑一顾的表情。
我心里难受极了。
我的自尊心被深深地刺伤了……
以后，我不敢再看见她了。更确切地说，是唯恐再被她看见了。我每天早上走近那段坡路之前，总是不禁向坡顶张望。如果发现了她的身影，我就会隐蔽在一株大柳树后，痴痴地呆呆地望着她走下来。一直目送她的身影走至坡底，拐弯消失。如果坡顶没有她的身影，我便像胆小的兔子似的蹿过那段坡路，迅速跑入胡同里……
然而我心里还是不能忘掉她！
一九六六年我又长了一岁，十七了。于今想来，当年虚岁十七的我，毫无疑问地，是为那名像那英的外校的女生而害了单相思。我变得心事重重了。我变得沉默寡言了。我变得喜欢独自低着头发呆发傻了。邻居们却对母亲夸我：“瞧你家二小子，才又长了一岁，就成熟多了，稳重得像大姑娘似的了！”母亲往往叹口气说：“哪儿啊，他是和我一样，为他哥哥的病愁的呀！”
转眼到了九月，全中国天下大乱了，哈尔滨也没有宁日了。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了。“大串联”的“大串联”去了！一向老实的待在家里不去学校了；只有造反派们在学校里替无产阶级掌权了……
我也不常到学校去了。
我已近三个月没见到过她的身影了……
我的同校男生中，有一名和我一样喜爱文学的，叫刘海波。他父亲是黑龙江出版社的编辑。他家有不少中外名著。虽然被他父亲某天晚上烧了一夜，但却被他从家中偷偷转移了一部分。用“转移”这个词有点儿夸张，其实也转移不到多远处去。他家窗前小院里有一口冬季储存白菜土豆的菜窖。他将一部分书放在箱子里，藏于菜窖中。除了我，没谁知道那个秘密。除了我，也没谁能从他手中借出书来。对于有些书，他珍爱如宝，连我也是借不去的。十七岁的我，当年开始像母亲的一个大女儿似的，几乎包揽了一切家务。因为母亲在短短的几个月里愁白不少头发，没心思持家了。除了做家务，读小说成为我排忧解愁的唯一方式，也是最能直接安慰到我心灵深处的方式。我常去刘海波家里还书、借书。有时也顺着梯子下到他家菜窖里，连续几个小时读某一本他不肯借给我带回家去看的书。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红字》和《白痴》，便都是我在他家菜窖里读完的。那些书当年被认为是彻底的坏书，甚至被认为是“黄色小说”。一名十七岁的少年在“文革”中被发现读那类小说，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之事。倘被政治恶徒追查，不说自己过不了关，如实交代了必等于出卖别人。想明白这些道理，我也就不强借。觉得能躲在他家菜窖里读，挺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十七岁的时候，经常躲在别人家的菜窖里读中外名著。其实那也是很惬意的精神和**的双重享受。九月的哈尔滨，白天还是怪热的。但菜窖里却阴凉阴凉的。刘海波为我在菜窖里铺了一个草垫子，我甚至可以头枕一卷麻袋，舒舒服服地躺在草垫子上读。菜窖盖支起，阳光往往直洒窖底，洒在我脸上，洒在书上。光线也几乎可以说是一流的。空气也足够我一个人呼吸，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憋闷。因为九月正是家家户户的菜窖空着的季节。何况他家的菜窖真够大，居然有半间屋子那么宽敞。他往往还会用小篮吊下一根黄瓜或几个西红柿给我吃。请想想吧，一边吃着一边读世界名著，不也算是“文革”时期的一大幸福吗？读《巴黎圣母院》，我想象我的她是埃斯梅拉达；读《红与黑》，我想象她是玛特尔；而读《茶花女》，我就想象她是玛格丽特；至于读《聊斋》，那便仿佛一切美丽可爱的花精鬼妹都像是她了，或反过来说，想象她是她们现代的化身。只有读梅里美的《卡尔曼》时，并不愿想象她是那风情百种放荡不羁的吉卜赛女郎。因为十七岁的我，对卡尔曼的心态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觉得那书中的美女特别使我着迷，一方面又认为，假如她从书中化身于现实，必会以她有点儿邪恶的美伤害无数男人。如果我爱上了她我怎会经得起那么严重的伤害？从前的少年，对于女性的美的欣赏是较纯洁的。从前没有所谓“邪恶美”“放荡美”“颓废美”这种种时髦的说法。少年们尤其本能地要求自己的心灵嫌恶那一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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