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们看来，韩德宝所揭发所检举之详，尽管都是事实，但却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逃过几次税，补上就是了。不近情理地罚过中方员工几次奖金，以其他方式予以安抚就是了。吃吃喝喝，中国人自己的吃喝之风还纠正不了呢，插手管人家日本做第一老板的企业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嘛！至于姚副经理是不是对韩德宝进行陷害了，这牵扯到法律，他韩德宝可以去起诉么。而韩德宝不敢起诉。因为那十二三个“证人”恼羞成怒，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扬言头可断，血可流，“证词”是任凭官司打到哪儿也不会改变的。何况，松井健茨还要告他一个诽谤罪哪！……
而他那些“铁哥儿们”，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来了之后，却没有一个人肯出头为他做证人了。他们中有人出卖了他。姚副经理易如反掌地，预先就一个一个将他们收买的收买，摆平的摆平了……
松井健茨和姚副经理奉陪着，几顿宴餐之后，各路调查员销声匿迹，再也不来了。厂里还送了他们每人一台榨汁机。他们接受时都很高兴。
姚副经理在宴桌上说：“我这个中方法人，不是好当的呀！合资单位，总不能按咱们中国人那一套管理吧？既要对日方投资者负责，又要对中方利益负责，既要对员工实行严管理高要求，又得做到使他们高高兴兴的自觉自愿的，这就需要双向的水平嘛！我水平低，总得给我个提高的过程吧？……”
各路调查员纷纷点点头，无一不说是的是的……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这一种悖论关系，又似乎早已就埋伏在二人之间了。而且，它似乎也参与了姚副经理们的合谋，并起着他们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的的确确，姚副经理乃庸常之辈。他被推到中方法人代表的位置上，纯粹是某些操权握柄之人赐给他的人情，为了一次性地犒赏他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和韩德宝当初在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被从一个出料工提拔到办公室充当一个秘书的角色性质是一样的。在“昭和”的初创时期，姚副经理尤其显得是一个庸常之辈。不，何止是一个庸常之辈，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之辈。松井先生当初对他的无能的容忍，实在地是出于无奈。当初几乎没有一项难办的事是靠了他才办成的。当初他更像一个职业食客。唯一常做的事，无非就是以中方法人代表的特殊身份，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只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还算到位。与他相比，韩德宝当初要鞠躬尽瘁得多，只差没死而后已了。姑且不论他为“昭和”坐过多少次冷板凳，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受过多少次冷眼和倨傲无礼的慢待……
然而自从“昭和”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售局面以后，情况渐渐发生逆转。首先是“昭和”在这座城市里要达到的种种商业目的，实现起来容易了。有的时候，某些人们甚至乐于主动为它疏通关节，开亮绿灯了。因为“昭和”每年已经有了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这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又定期地变成为某些中国人的“灰色收入”。一个没有“公关经费”或舍不得固定一笔钱作为“公关经费”的企业，无论它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国有的，也无论它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都是休想“搞活”起来的。松井先生明白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规律以后，脑筋开窍了，在“公关”支出方面也大方多了……
按理说，“公关经费”应由韩德宝这个“公关部主任”支配运用。但姚副经理将这笔钱控制住了。实际上可由韩德宝支配运用的，也不过就是十分之二三而已。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以姚副经理批准，韩德宝使用告终，其实等于还是控制在姚副经理手中。韩德宝曾向松井先生诉过苦，松井先生没明确表过什么态。只以教诲的口吻，说了些希望他以“昭和”利益为重，与副经理搞好团结的话。松井先生自有想法——两个中国人之间相互制约着也好，岂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公关经费”落入他们个人腰包吗？倒无须他自己时时对他们双方都瞪大监督的眼睛了。松井先生在中国很快地就掌握了一套怎样利用中国人制约中国人、监督中国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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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那些“铁哥儿们”，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来了之后，却没有一个人肯出头为他做证人了。他们中有人出卖了他。姚副经理易如反掌地，预先就一个一个将他们收买的收买，摆平的摆平了……
松井健茨和姚副经理奉陪着，几顿宴餐之后，各路调查员销声匿迹，再也不来了。厂里还送了他们每人一台榨汁机。他们接受时都很高兴。
姚副经理在宴桌上说：“我这个中方法人，不是好当的呀！合资单位，总不能按咱们中国人那一套管理吧？既要对日方投资者负责，又要对中方利益负责，既要对员工实行严管理高要求，又得做到使他们高高兴兴的自觉自愿的，这就需要双向的水平嘛！我水平低，总得给我个提高的过程吧？……”
各路调查员纷纷点点头，无一不说是的是的……在韩德宝和姚副经理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论关系。这一种悖论关系，又似乎早已就埋伏在二人之间了。而且，它似乎也参与了姚副经理们的合谋，并起着他们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的的确确，姚副经理乃庸常之辈。他被推到中方法人代表的位置上，纯粹是某些操权握柄之人赐给他的人情，为了一次性地犒赏他多年来在他们身上的投资。和韩德宝当初在那一家小小的木材加工厂，被从一个出料工提拔到办公室充当一个秘书的角色性质是一样的。在“昭和”的初创时期，姚副经理尤其显得是一个庸常之辈。不，何止是一个庸常之辈，简直就是一个无能之辈。松井先生当初对他的无能的容忍，实在地是出于无奈。当初几乎没有一项难办的事是靠了他才办成的。当初他更像一个职业食客。唯一常做的事，无非就是以中方法人代表的特殊身份，陪着各方各面的人们吃吃喝喝罢了。只在这一点上，他表现得还算到位。与他相比，韩德宝当初要鞠躬尽瘁得多，只差没死而后已了。姑且不论他为“昭和”坐过多少次冷板凳，吃过多少次闭门羹，受过多少次冷眼和倨傲无礼的慢待……
然而自从“昭和”的产品在中国市场打开销售局面以后，情况渐渐发生逆转。首先是“昭和”在这座城市里要达到的种种商业目的，实现起来容易了。有的时候，某些人们甚至乐于主动为它疏通关节，开亮绿灯了。因为“昭和”每年已经有了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这一笔固定的、数目可观的“公关经费”，又定期地变成为某些中国人的“灰色收入”。一个没有“公关经费”或舍不得固定一笔钱作为“公关经费”的企业，无论它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或国有的，也无论它是合资的还是独资的，都是休想“搞活”起来的。松井先生明白了这一“中国特色”的规律以后，脑筋开窍了，在“公关”支出方面也大方多了……
按理说，“公关经费”应由韩德宝这个“公关部主任”支配运用。但姚副经理将这笔钱控制住了。实际上可由韩德宝支配运用的，也不过就是十分之二三而已。两人之间曾展开过激烈的明争暗斗，结果以姚副经理批准，韩德宝使用告终，其实等于还是控制在姚副经理手中。韩德宝曾向松井先生诉过苦，松井先生没明确表过什么态。只以教诲的口吻，说了些希望他以“昭和”利益为重，与副经理搞好团结的话。松井先生自有想法——两个中国人之间相互制约着也好，岂不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公关经费”落入他们个人腰包吗？倒无须他自己时时对他们双方都瞪大监督的眼睛了。松井先生在中国很快地就掌握了一套怎样利用中国人制约中国人、监督中国人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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