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一个个开口，言之凿凿地证明——是他制造的谣言，是他散布的谣言。有时间，有地点，有场合，有具体情节和具体细节……
他一时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有口难辩。
望着他们，他明白了——他们想彻底搞坏他的命运。分明地，他们早就暗暗嫉妒着他了，早就合谋着寻找机会陷害他了。他们集体地将一种陷害编织得那么细致、那么天衣无缝、那么令人确信无疑。即使他是松井健茨，他也会确信无疑的……
“你！忘恩负义！你连造谣的水平都是很低的！告诉你，在我们大和民族，三代人之内绝不会起同一个名字的！你对我们日本人了解得太少了！……”
接着，松井健茨便用他所学会的全部骂人的中国话，将韩德宝骂了个狗血喷头……
而那些“证人”们，瞧着他，默默听着，一个个显出很快感的样子，仿佛是他们自己在当面骂他……
韩德宝哪里知道，松井健茨的父亲松井石根，当年竟是攻陷南京的日本士兵之一，是年龄最小的日本士兵之一，只有十七岁。尽管，对于南京血案，小士兵松井石根是顶替不了总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负什么罪责的（后一个松井石根早已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犯罪感一直像疾病一样在石根家族的人们之中代代传染，使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又打算亲和又本能地保持距离，又想大把大把地赚中国人的钱又本能地觉得良心不安。这便是老松井先生为什么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来中国投资的日本人的真正原因，也是致使松井健茨怒不可遏的真正原因……
幸而姚副经理及时出现，才替韩德宝解了围。他将韩德宝扯走了。他请韩德宝去一个小酒馆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好言相劝，说是万事忍为上策，不如暂且先忍，先认了，给松井健茨一个了解他的过程，以后再寻机会澄清事实，到时候他也会帮韩德宝澄清的。事实胜于雄辩嘛！
似乎也只有这样。
于是韩德宝向松井健茨呈交了一份“道歉书”……
于是松井健茨原谅了他。看在他是有功之臣这一点上，并没解雇他。但是撤销了他公关部主任之职，削减了他五百元工资，罚他到包装车间去干苦力……
于是韩德宝渐渐明白，自己是上了姚副经理的当了。一场合谋陷害的原始策划者和幕后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姚副经理。对方早就恼火于他在对方面前那一种似乎有资格平起平坐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了，早就处心积虑寻找时机“修理”他了……
于是他决定反击，决定重新夺回失去了的一切，以及将来肯定会属于他而现在被断送了的一切。他写了十几封信，向有关方面四处投寄，揭发检举姚副经理作为中方法人代表，如何如何在许多时候无原则地放弃中方权益，如何丧失中方法人对中方员工义不容辞的保护原则，反而站在日方立场对中方员工实行“管、卡、压”。当然，同时控告了姚副经理对自己的卑鄙陷害。信发出之后，他反而泰然了。他想矛盾明朗化了也好。姚副经理身败名裂之日，岂不正是他取而代之的时候吗？全厂的人扒拉来扒拉去，那个松井健茨不用他还能用谁呢？不愿用也得用啊！他韩德宝也是有一些“铁哥们儿”的。他们——向他发誓，不管哪一方面来调查，他们都将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和姚副经理们斗到底的。韩德宝不是糊涂蛋，不是北方人贬称为“二杆子”的那种冲动起来就没有理智的人。他懂得千万不能冒犯了松井健茨，所以在他那些信中，一方面将姚副经理说得坏透了，另一方面却将松井健茨说得好极了……
松井健茨却根本不领他的情。当这方面那方面派来调查员对这家小小的合资企业进行调查时，松井健茨暗暗发誓，对韩德宝绝不再予以宽恕了。不管这平素趾高气扬的中国小子是不是“昭和”的什么有功之臣……
而在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们看来，韩德宝所揭发所检举之详，尽管都是事实，但却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逃过几次税，补上就是了。不近情理地罚过中方员工几次奖金，以其他方式予以安抚就是了。吃吃喝喝，中国人自己的吃喝之风还纠正不了呢，插手管人家日本做第一老板的企业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嘛！至于姚副经理是不是对韩德宝进行陷害了，这牵扯到法律，他韩德宝可以去起诉么。而韩德宝不敢起诉。因为那十二三个“证人”恼羞成怒，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扬言头可断，血可流，“证词”是任凭官司打到哪儿也不会改变的。何况，松井健茨还要告他一个诽谤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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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时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有口难辩。
望着他们，他明白了——他们想彻底搞坏他的命运。分明地，他们早就暗暗嫉妒着他了，早就合谋着寻找机会陷害他了。他们集体地将一种陷害编织得那么细致、那么天衣无缝、那么令人确信无疑。即使他是松井健茨，他也会确信无疑的……
“你！忘恩负义！你连造谣的水平都是很低的！告诉你，在我们大和民族，三代人之内绝不会起同一个名字的！你对我们日本人了解得太少了！……”
接着，松井健茨便用他所学会的全部骂人的中国话，将韩德宝骂了个狗血喷头……
而那些“证人”们，瞧着他，默默听着，一个个显出很快感的样子，仿佛是他们自己在当面骂他……
韩德宝哪里知道，松井健茨的父亲松井石根，当年竟是攻陷南京的日本士兵之一，是年龄最小的日本士兵之一，只有十七岁。尽管，对于南京血案，小士兵松井石根是顶替不了总司令长官松井石根大将负什么罪责的（后一个松井石根早已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但是犯罪感一直像疾病一样在石根家族的人们之中代代传染，使他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又打算亲和又本能地保持距离，又想大把大把地赚中国人的钱又本能地觉得良心不安。这便是老松井先生为什么差不多是最后一批来中国投资的日本人的真正原因，也是致使松井健茨怒不可遏的真正原因……
幸而姚副经理及时出现，才替韩德宝解了围。他将韩德宝扯走了。他请韩德宝去一个小酒馆喝酒，一边喝酒一边好言相劝，说是万事忍为上策，不如暂且先忍，先认了，给松井健茨一个了解他的过程，以后再寻机会澄清事实，到时候他也会帮韩德宝澄清的。事实胜于雄辩嘛！
似乎也只有这样。
于是韩德宝向松井健茨呈交了一份“道歉书”……
于是松井健茨原谅了他。看在他是有功之臣这一点上，并没解雇他。但是撤销了他公关部主任之职，削减了他五百元工资，罚他到包装车间去干苦力……
于是韩德宝渐渐明白，自己是上了姚副经理的当了。一场合谋陷害的原始策划者和幕后导演，不是别人，正是姚副经理。对方早就恼火于他在对方面前那一种似乎有资格平起平坐的良好的自我感觉了，早就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了，早就处心积虑寻找时机“修理”他了……
于是他决定反击，决定重新夺回失去了的一切，以及将来肯定会属于他而现在被断送了的一切。他写了十几封信，向有关方面四处投寄，揭发检举姚副经理作为中方法人代表，如何如何在许多时候无原则地放弃中方权益，如何丧失中方法人对中方员工义不容辞的保护原则，反而站在日方立场对中方员工实行“管、卡、压”。当然，同时控告了姚副经理对自己的卑鄙陷害。信发出之后，他反而泰然了。他想矛盾明朗化了也好。姚副经理身败名裂之日，岂不正是他取而代之的时候吗？全厂的人扒拉来扒拉去，那个松井健茨不用他还能用谁呢？不愿用也得用啊！他韩德宝也是有一些“铁哥们儿”的。他们——向他发誓，不管哪一方面来调查，他们都将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和姚副经理们斗到底的。韩德宝不是糊涂蛋，不是北方人贬称为“二杆子”的那种冲动起来就没有理智的人。他懂得千万不能冒犯了松井健茨，所以在他那些信中，一方面将姚副经理说得坏透了，另一方面却将松井健茨说得好极了……
松井健茨却根本不领他的情。当这方面那方面派来调查员对这家小小的合资企业进行调查时，松井健茨暗暗发誓，对韩德宝绝不再予以宽恕了。不管这平素趾高气扬的中国小子是不是“昭和”的什么有功之臣……
而在这方面那方面的调查员们看来，韩德宝所揭发所检举之详，尽管都是事实，但却都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逃过几次税，补上就是了。不近情理地罚过中方员工几次奖金，以其他方式予以安抚就是了。吃吃喝喝，中国人自己的吃喝之风还纠正不了呢，插手管人家日本做第一老板的企业干什么？不是吃饱了撑的嘛！至于姚副经理是不是对韩德宝进行陷害了，这牵扯到法律，他韩德宝可以去起诉么。而韩德宝不敢起诉。因为那十二三个“证人”恼羞成怒，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扬言头可断，血可流，“证词”是任凭官司打到哪儿也不会改变的。何况，松井健茨还要告他一个诽谤罪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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