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他的话，我因为自己是属于搞“形象思维”的那拨人，挣稿费相对比他容易些，心里头竟觉得有罪似的。如同一个善良的“富裕中农”，在荒年听一个贫雇农讲述饥饿感。
从那一天起，倘我和吴谭又在什么“活动”中碰到了，我便悄悄叮嘱主办单位的人，将我这一位“著名作家”的“车马费”或曰“出场费”，预先塞到吴谭的信封里。这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也从不与不相干的人说。
“四百？他们怎么这般慷慨大方？”
他每每一拿到信封就背着人点钱。但从来也不背着我，他明白我不至于笑话他。事实上我也从不笑话他，对他我只有同情。在被公认为是真正的“学者”前，他每月工资只三百多一点点。预备“学者”也是要生活的啊！觉得给的钱多，他自己先就忐忑不安，被“错爱”了似的，受之有愧似的，诚惶诚恐。还会围着主办单位的人转来转去，虔诚之至地主动请命：“我还能多做些什么？您看我还能多做些什么？只要是我能做的，您只管吩咐……”
其实他觉得钱多时，十之**是拿了双份儿，另一份儿当然是我的。每逢这时，我又得悄悄叮嘱他——不要和别人说。不是给所有人的钱都和给他的钱一样多。钱多钱少，那是按每个人的不同身份来定的。说了会引起别人心理的不平衡……
他自己倒先心理不平衡起来，更加觉得被“错爱”了似的，更加受之有愧似的，更加诚惶诚恐了。“唉唉，我算什么学者啊？滥竽充数，徒有其名罢了！……”
诚惶诚恐之余，还流露出极大的自忧自伤，自讥自贬。
我便常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学者乎？学而不倦者也，君当之无愧！”
我因颈椎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根本不敢骑自行车。骑了，怕一上马路就出车祸。所以参加“活动”，每每“打的”。一个时期内北京的“活动”极多，媒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于人人都觉着无话可说的这一个大时代，硬想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不三不四的自以为有意思其实没意思透了的话题。于是便邀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聚在一起瞎侃一通。那一时期我都快变成职业“上镜先生”了，人模狗样地故作深沉地说些不大走脑子的话。如今想来，那些日子最值得回忆回忆的，便是常能见到吴谭了。
不管开会地点距他家多远，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他永远骑一辆破得不上锁也保准没人偷的自行车，而且永远是最准时的一个。一二百元的“车马费”，对他很重要。他哪里舍得像我似的还常“打的”而去！
也不是所有的会都给点儿“小费”。一半儿的情况之下不给钱只给纪念品。无外乎什么“营养液”、笔、相册什么的。这种情况之下吴谭就会显得很失望。但是他绝不发牢骚，也绝不会因为是纪念品而不是现钞，参与的态度就不认真。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很能自律的人，尽管还不是什么学者，但确实地，时时处处，是在按一位“学者”的自我形象要求自律着。
但我却常常挺身而出，充当“穴头”的不甚光彩的角色，找主办单位的主办人，说一分钱不给只给点儿纪念品是不像话的！多多少少的，钱你们是总该给一点儿的。我之据理力争，往往能“扭转乾坤”。我充当“穴头”的不光彩的角色，往往是为吴谭……
对有些可能一谈就会“走了板”，有“涉及政治敏感”之嫌的话题，吴谭他一向是深怀戒心，出言斟斟酌酌，谨而又慎的，甚至会缄口不言。那时他表现得十分怯懦，喁喁叽叽，吞吞吐吐仿佛是一个“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树叶掉下来也怕砸脑袋”的疲软男人。与他就另一类话题发言时的警句迭出，妙语连珠、谈锋奇健的情形判若两人。那时他那种疲软的、脑僵口笨的样子，使我看了着实来气。恨不得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扇得他多少恢复点儿“知识分子”的本色。
他无疑是看出了我在这一点上对他不理解，甚至开始有几分大不敬了。我则看出了他有心寻找机会向我解释什么，这证明他很在乎我对他的敬重。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在乎。与其说是他终于“寻找”到了向我解释的机会，毋宁说是我为他创造了一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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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一天起，倘我和吴谭又在什么“活动”中碰到了，我便悄悄叮嘱主办单位的人，将我这一位“著名作家”的“车马费”或曰“出场费”，预先塞到吴谭的信封里。这他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也从不与不相干的人说。
“四百？他们怎么这般慷慨大方？”
他每每一拿到信封就背着人点钱。但从来也不背着我，他明白我不至于笑话他。事实上我也从不笑话他，对他我只有同情。在被公认为是真正的“学者”前，他每月工资只三百多一点点。预备“学者”也是要生活的啊！觉得给的钱多，他自己先就忐忑不安，被“错爱”了似的，受之有愧似的，诚惶诚恐。还会围着主办单位的人转来转去，虔诚之至地主动请命：“我还能多做些什么？您看我还能多做些什么？只要是我能做的，您只管吩咐……”
其实他觉得钱多时，十之**是拿了双份儿，另一份儿当然是我的。每逢这时，我又得悄悄叮嘱他——不要和别人说。不是给所有人的钱都和给他的钱一样多。钱多钱少，那是按每个人的不同身份来定的。说了会引起别人心理的不平衡……
他自己倒先心理不平衡起来，更加觉得被“错爱”了似的，更加受之有愧似的，更加诚惶诚恐了。“唉唉，我算什么学者啊？滥竽充数，徒有其名罢了！……”
诚惶诚恐之余，还流露出极大的自忧自伤，自讥自贬。
我便常用这样的话安慰他：“学者乎？学而不倦者也，君当之无愧！”
我因颈椎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根本不敢骑自行车。骑了，怕一上马路就出车祸。所以参加“活动”，每每“打的”。一个时期内北京的“活动”极多，媒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于人人都觉着无话可说的这一个大时代，硬想出许多稀奇古怪的不三不四的自以为有意思其实没意思透了的话题。于是便邀了形形色色的人物聚在一起瞎侃一通。那一时期我都快变成职业“上镜先生”了，人模狗样地故作深沉地说些不大走脑子的话。如今想来，那些日子最值得回忆回忆的，便是常能见到吴谭了。
不管开会地点距他家多远，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他永远骑一辆破得不上锁也保准没人偷的自行车，而且永远是最准时的一个。一二百元的“车马费”，对他很重要。他哪里舍得像我似的还常“打的”而去！
也不是所有的会都给点儿“小费”。一半儿的情况之下不给钱只给纪念品。无外乎什么“营养液”、笔、相册什么的。这种情况之下吴谭就会显得很失望。但是他绝不发牢骚，也绝不会因为是纪念品而不是现钞，参与的态度就不认真。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很能自律的人，尽管还不是什么学者，但确实地，时时处处，是在按一位“学者”的自我形象要求自律着。
但我却常常挺身而出，充当“穴头”的不甚光彩的角色，找主办单位的主办人，说一分钱不给只给点儿纪念品是不像话的！多多少少的，钱你们是总该给一点儿的。我之据理力争，往往能“扭转乾坤”。我充当“穴头”的不光彩的角色，往往是为吴谭……
对有些可能一谈就会“走了板”，有“涉及政治敏感”之嫌的话题，吴谭他一向是深怀戒心，出言斟斟酌酌，谨而又慎的，甚至会缄口不言。那时他表现得十分怯懦，喁喁叽叽，吞吞吐吐仿佛是一个“一棒子打不出个屁”，“树叶掉下来也怕砸脑袋”的疲软男人。与他就另一类话题发言时的警句迭出，妙语连珠、谈锋奇健的情形判若两人。那时他那种疲软的、脑僵口笨的样子，使我看了着实来气。恨不得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扇得他多少恢复点儿“知识分子”的本色。
他无疑是看出了我在这一点上对他不理解，甚至开始有几分大不敬了。我则看出了他有心寻找机会向我解释什么，这证明他很在乎我对他的敬重。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在乎。与其说是他终于“寻找”到了向我解释的机会，毋宁说是我为他创造了一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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