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首脑”人物却将目光望向会务组的一名小伙子，告诫道：“记住了，往后别见钱眼开！那样的家伙，主动找上门来赞助也不能接受的！穷要穷得有点儿骨气。没钱组织的会，宁可不开！”……
大约又隔了半年，我第二次见“学者”吴谭，也是在一次什么会上。京城太大，京城文人们又都普遍地惰于相互走动，各忙各的。即使知交，也不过常通通电话，靠声音联络联络感情罢了。而我和他，当然算不上什么知交，半年里竟连电话也没通过一次。
他说我瘦了，关心地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凑合。他就劝我：“要悠着点儿。来日方长，不要不惜代价地拼老本儿。”
关心是最需要也最值得用关心回报的。于是我问他是否还单身呢？他说还单身呢。我又问他究竟怎么想的？是否从此打算抱定独身主义了？他坦率回答绝对没有那一种打算。还说心理上其实很需要有个女人给予体贴给予安慰，只不过忙，在为评职称赶着编一本儿集子，顾不上考虑。
我说：“你只管忙你的。我这一阶段相对有闲，替你操操心如何？”
他见我态度挺诚恳，腼腆一笑，等于默默给予了我一种特权。
我对答应别人的事，一向是较认真的。何况不是他求我，是我自己“见义勇为”，一心想充“月下老人”。
我调动起我妻子的参与积极性，先后介绍他认识过三位女性。他嫌第一个女人个子比他高得太多，第二个女人嫌他形象“太次了点儿”，而第三个女人是寡妇，有孩子。他也有一个孩子，还在农村，还在上学，未成年。双方心里虽然都有几分相中了对方，但怕将来经济负担重，友好交往了一个多月，理性占了上风，最终告吹。
又隔了半年，我接到他一次电话，告知我他“已经把自己推销出去了”，结婚的日子也定下了，希望我去一块儿“热闹热闹”。我答应了，可临时有事儿，没去。只不过买了件礼物，打算抽空儿送去。没等我送去，他登门给我送喜糖来了。我问他妻子怎没一块儿来？他说她在上“英语培训班”。我问她在什么单位工作？他说暂时还没工作，是名刚毕业不久的外地大学生，到北京来“碰碰好运”，没碰上，失意的情况之下变成了他老婆。
我说：“这是你俩的缘分，缘分是没治的东西，想躲也躲不开，想绕也绕不过去。碰上了你，结上了缘，也不失为一种好运嘛！”
他笑了，腼腆地说：“那也得人家心里也这么认为啊！”
他这个人，其实也有很女人气的时候，比如他的腼腆。一腼腆起来就变得像个涉世不深的单纯少年了。不过他身上这种女人气并不使我感到有损他的男人体统。
我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他的喜糖。
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我的礼物——一条纯毛毛毯。
再以后我就能经常见到他了。不是他到我家来，也不是我到他家去，而是在电台、电视台、各企业、各报社组织的五花八门的活动中。媒体将爬格子的人经常在那些活动中抛头露面的现象总结为“文人大走穴”。在我不是不甘于寂寞，不是喜欢凑热闹，而是太好说话。明明心里老大不情愿，人家一动员，也就不知该怎么推辞了。在吴谭是图的什么，我就难下结论了。不久我明白，他是为钱。因为每参加一次，走时总会得到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二百、三百的，算是“车马费”吧。
“哎，现在我是活得更累了！以前工资一到手，首先想到的是赶快给儿子寄。如今首先得问老婆要多少了。她没工作，又在学英语，我当丈夫的，总不能让她觉得我养不起她吧？”有次他心情忧郁地这么对我说。
我说：“那你创作啊！挣点稿费啊！”
他苦笑道：“我又能创作什么呢？天生的理性思维，形象思维的能力太差啊！中短篇小说都很少有人看了，哪儿还有人看评论呀！写了又寄到哪里去发呀！”
听了他的话，我因为自己是属于搞“形象思维”的那拨人，挣稿费相对比他容易些，心里头竟觉得有罪似的。如同一个善良的“富裕中农”，在荒年听一个贫雇农讲述饥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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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又隔了半年，我第二次见“学者”吴谭，也是在一次什么会上。京城太大，京城文人们又都普遍地惰于相互走动，各忙各的。即使知交，也不过常通通电话，靠声音联络联络感情罢了。而我和他，当然算不上什么知交，半年里竟连电话也没通过一次。
他说我瘦了，关心地问我身体怎么样？我说还凑合。他就劝我：“要悠着点儿。来日方长，不要不惜代价地拼老本儿。”
关心是最需要也最值得用关心回报的。于是我问他是否还单身呢？他说还单身呢。我又问他究竟怎么想的？是否从此打算抱定独身主义了？他坦率回答绝对没有那一种打算。还说心理上其实很需要有个女人给予体贴给予安慰，只不过忙，在为评职称赶着编一本儿集子，顾不上考虑。
我说：“你只管忙你的。我这一阶段相对有闲，替你操操心如何？”
他见我态度挺诚恳，腼腆一笑，等于默默给予了我一种特权。
我对答应别人的事，一向是较认真的。何况不是他求我，是我自己“见义勇为”，一心想充“月下老人”。
我调动起我妻子的参与积极性，先后介绍他认识过三位女性。他嫌第一个女人个子比他高得太多，第二个女人嫌他形象“太次了点儿”，而第三个女人是寡妇，有孩子。他也有一个孩子，还在农村，还在上学，未成年。双方心里虽然都有几分相中了对方，但怕将来经济负担重，友好交往了一个多月，理性占了上风，最终告吹。
又隔了半年，我接到他一次电话，告知我他“已经把自己推销出去了”，结婚的日子也定下了，希望我去一块儿“热闹热闹”。我答应了，可临时有事儿，没去。只不过买了件礼物，打算抽空儿送去。没等我送去，他登门给我送喜糖来了。我问他妻子怎没一块儿来？他说她在上“英语培训班”。我问她在什么单位工作？他说暂时还没工作，是名刚毕业不久的外地大学生，到北京来“碰碰好运”，没碰上，失意的情况之下变成了他老婆。
我说：“这是你俩的缘分，缘分是没治的东西，想躲也躲不开，想绕也绕不过去。碰上了你，结上了缘，也不失为一种好运嘛！”
他笑了，腼腆地说：“那也得人家心里也这么认为啊！”
他这个人，其实也有很女人气的时候，比如他的腼腆。一腼腆起来就变得像个涉世不深的单纯少年了。不过他身上这种女人气并不使我感到有损他的男人体统。
我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他的喜糖。
他高高兴兴地收下了我的礼物——一条纯毛毛毯。
再以后我就能经常见到他了。不是他到我家来，也不是我到他家去，而是在电台、电视台、各企业、各报社组织的五花八门的活动中。媒体将爬格子的人经常在那些活动中抛头露面的现象总结为“文人大走穴”。在我不是不甘于寂寞，不是喜欢凑热闹，而是太好说话。明明心里老大不情愿，人家一动员，也就不知该怎么推辞了。在吴谭是图的什么，我就难下结论了。不久我明白，他是为钱。因为每参加一次，走时总会得到一个信封，里边装着二百、三百的，算是“车马费”吧。
“哎，现在我是活得更累了！以前工资一到手，首先想到的是赶快给儿子寄。如今首先得问老婆要多少了。她没工作，又在学英语，我当丈夫的，总不能让她觉得我养不起她吧？”有次他心情忧郁地这么对我说。
我说：“那你创作啊！挣点稿费啊！”
他苦笑道：“我又能创作什么呢？天生的理性思维，形象思维的能力太差啊！中短篇小说都很少有人看了，哪儿还有人看评论呀！写了又寄到哪里去发呀！”
听了他的话，我因为自己是属于搞“形象思维”的那拨人，挣稿费相对比他容易些，心里头竟觉得有罪似的。如同一个善良的“富裕中农”，在荒年听一个贫雇农讲述饥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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