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见他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握笔写作。烟灰缸上摆着点燃的烟。写一会儿,拿起烟吸几口。倘孩子哭闹,就起身拍着哄着走几步。一不哭,又坐下写。
我常告诫他,孩子离烟那么近,对孩子的身体危害太大了!
他便会惶措地说:“对对,你提醒得对!”——赶紧将烟掐灭。
可我下一次去他家,往往还会见到同样的情形。
但他分明是很爱第二个儿子的,既当爸,又当妈。
这从他刷奶瓶时那种认真劲儿就看得出来。刷后总是要以水煮法消毒。煮的时间绝不短于四十分钟。因为据他说,《育儿大全》上是这么要求的。
有好几次,他当着我的面儿,捧着儿子刚拉过屎的垫布细看,细闻。
一次还捧着对我说:“怎么颜色有点儿发绿呀?应该发黄啊。米黄米黄的才正常呀!”
我不得不看了一眼,说他肯定色盲,正是米黄米黄的,一点儿都不发绿。
他对我的话仍不太放心,又说:“气味儿也不对。我这几天伤风,鼻子不管用了,你替我闻闻,是不是酸奶味儿的?”
我只好闻了闻,说是酸奶味儿的。
“真的吗?”
“真的。”
“一丁点儿臭鸭蛋味儿都没有吗?”
“绝对没有。”
“有可不妙,有就是消化不良了!”
“放心吧。看你儿子多活泼!”
他似乎还是不怎么放心,自己又一番细看,细闻。
那是我第一次闻小孩儿的屎,闻别人的小孩儿的屎。
我再三告诫他,空间太小,烟味儿对他儿子稚嫩的肺大有危害。他实际上等于是在犯危害幼儿健康罪。
“可我写作、看书时,已经习惯了吸烟,戒不了啊!下决心戒过几次,都没戒成呢!”
他深感罪过地挠他的秃头。
我说:“那你就应该在室外看书,写作。”
他说:“对对。不过白天没问题,晚上怎么办啊?走廊里的灯走公用电表,日子长了邻居们会有意见的啊!”
我说:“那你就应该买一个电表,单交自己那份儿电费。”
没想到,再去时,见他家的门旁,真的安了新的电表。他的旧写字桌,也真的搬到了走廊里,摆在煤气灶旁。
于是,此后我常见到这样的情形——在左邻右舍煎炒烹炸的“交响乐”和烟雾中,他人静般地端坐一隅,仿佛是聋子,仿佛是瞎子,还仿佛是一尊蜡像,不存在嗅觉和气管儿似的。
于是有人公开批评他的文章“毫无发表价值”。
而他坦率地对我说:“稿费及时寄来,我农村的大儿子能无忧无虑地读书,我身边这小儿子能有足够的鲜奶喝,对我而言,就是发表的至高价值了!别人爱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随他们了!越批评我收到的约稿信越多,正中我下怀。反正为了两个儿子,我豁出去了!”
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并且对他能这么想,替他感到一份儿欣慰。凡是到我家登门组过稿的外省市的编辑,我一定促使他们也去找“学者”吴谭约稿,还往往很不实事求是地推崇他的文采。说心里话,他那种过分谨慎的自我保护意识,使他的文章注定了局限在一些鸡零狗碎的内容方面。这是我对他极不满意的一点。但由于他早已向我推心置腹地解释过剖析过自己,作为他的一个文友,我再也没苛求过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不经意间耗去了自己岁数的。这一点有孩子的人,最能从自己孩子成长之迅速,对日子从我们身边流逝之匆产生恐惧。
转眼他的儿子上小学了。
由于每月都有几笔小稿费,作为工资以外的收入补贴,他的生活又开始渐渐像一种起码的生活了,而且有了存款。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从前曾敬重过他的人所轻蔑。
我再到他家去,常见他和儿子在进行特殊的比赛——他拨一具旧算盘,而他的儿子在按计算器,从一依次累加到一千甚或一万。最先加完的当然总是他。得胜的他于是十分开心,摸着儿子的头满怀幸福地说:“爸的脑和手配合起来依然又有速度又协调,拨算盘依然能比你按计算器还快得多,证明爸爸没老!爸没老,你就有靠山。儿子,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别使爸爸失望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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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告诫他,孩子离烟那么近,对孩子的身体危害太大了!
他便会惶措地说:“对对,你提醒得对!”——赶紧将烟掐灭。
可我下一次去他家,往往还会见到同样的情形。
但他分明是很爱第二个儿子的,既当爸,又当妈。
这从他刷奶瓶时那种认真劲儿就看得出来。刷后总是要以水煮法消毒。煮的时间绝不短于四十分钟。因为据他说,《育儿大全》上是这么要求的。
有好几次,他当着我的面儿,捧着儿子刚拉过屎的垫布细看,细闻。
一次还捧着对我说:“怎么颜色有点儿发绿呀?应该发黄啊。米黄米黄的才正常呀!”
我不得不看了一眼,说他肯定色盲,正是米黄米黄的,一点儿都不发绿。
他对我的话仍不太放心,又说:“气味儿也不对。我这几天伤风,鼻子不管用了,你替我闻闻,是不是酸奶味儿的?”
我只好闻了闻,说是酸奶味儿的。
“真的吗?”
“真的。”
“一丁点儿臭鸭蛋味儿都没有吗?”
“绝对没有。”
“有可不妙,有就是消化不良了!”
“放心吧。看你儿子多活泼!”
他似乎还是不怎么放心,自己又一番细看,细闻。
那是我第一次闻小孩儿的屎,闻别人的小孩儿的屎。
我再三告诫他,空间太小,烟味儿对他儿子稚嫩的肺大有危害。他实际上等于是在犯危害幼儿健康罪。
“可我写作、看书时,已经习惯了吸烟,戒不了啊!下决心戒过几次,都没戒成呢!”
他深感罪过地挠他的秃头。
我说:“那你就应该在室外看书,写作。”
他说:“对对。不过白天没问题,晚上怎么办啊?走廊里的灯走公用电表,日子长了邻居们会有意见的啊!”
我说:“那你就应该买一个电表,单交自己那份儿电费。”
没想到,再去时,见他家的门旁,真的安了新的电表。他的旧写字桌,也真的搬到了走廊里,摆在煤气灶旁。
于是,此后我常见到这样的情形——在左邻右舍煎炒烹炸的“交响乐”和烟雾中,他人静般地端坐一隅,仿佛是聋子,仿佛是瞎子,还仿佛是一尊蜡像,不存在嗅觉和气管儿似的。
于是有人公开批评他的文章“毫无发表价值”。
而他坦率地对我说:“稿费及时寄来,我农村的大儿子能无忧无虑地读书,我身边这小儿子能有足够的鲜奶喝,对我而言,就是发表的至高价值了!别人爱怎么批评就怎么批评!随他们了!越批评我收到的约稿信越多,正中我下怀。反正为了两个儿子,我豁出去了!”
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并且对他能这么想,替他感到一份儿欣慰。凡是到我家登门组过稿的外省市的编辑,我一定促使他们也去找“学者”吴谭约稿,还往往很不实事求是地推崇他的文采。说心里话,他那种过分谨慎的自我保护意识,使他的文章注定了局限在一些鸡零狗碎的内容方面。这是我对他极不满意的一点。但由于他早已向我推心置腹地解释过剖析过自己,作为他的一个文友,我再也没苛求过他。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不经意间耗去了自己岁数的。这一点有孩子的人,最能从自己孩子成长之迅速,对日子从我们身边流逝之匆产生恐惧。
转眼他的儿子上小学了。
由于每月都有几笔小稿费,作为工资以外的收入补贴,他的生活又开始渐渐像一种起码的生活了,而且有了存款。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被从前曾敬重过他的人所轻蔑。
我再到他家去,常见他和儿子在进行特殊的比赛——他拨一具旧算盘,而他的儿子在按计算器,从一依次累加到一千甚或一万。最先加完的当然总是他。得胜的他于是十分开心,摸着儿子的头满怀幸福地说:“爸的脑和手配合起来依然又有速度又协调,拨算盘依然能比你按计算器还快得多,证明爸爸没老!爸没老,你就有靠山。儿子,你可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别使爸爸失望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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