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郊区的一个小工厂……你们不能去看我。谁也不要去……我挺好的……”
他的脸很憔悴，头发很长，脸上还长了胡子。他的黑色的工作服棉袄很肮脏，左前胸那儿印着一个“改”字。这个字使我无须再问什么。某些工厂发给被监督劳改者的工作服，都印有那么一个字。
“她怎么样？”
“谁？”
“就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还是吗？”
我点了点头。
他低声说：“她是个好人，一位好领导。对不对？她关心过我，关心过咱们班，这一点我永远也不能忘……你……若有什么机会单独见到她，一定替我问她一声好……也要替我问同学们好。就说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肯定给同学们造成了不愉快……”
我急忙说：“没有。老师，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真的……”
他苦笑了。
他又说：“还记得吗？我曾跟你们讲过，人有两种生命形式……也许属于灵魂的那一种形式，是更好更自在的形式啊！……”
我又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早已接受了他这一说法。
其实我那时由于年龄小，对关于灵魂的问题，从未进行过任何思考。
那一时刻，我才闻出，他口中酒气很重。他大概喝了不少酒。而他原先也是个反对吸烟反对喝酒的人……
“哥，我要撒尿，我憋不住了！……”
一个弟弟叫我。
我便带他到外边撒尿。
回来时，老师不在了。
弟弟妹妹们不但将豆浆和烧饼，也将几盘菜和一盘饺子一扫而光，期待着我带领他们回家。
“我老师呢？我老师呢？……”
我向老师傅大声询问。
“你一出去，他跟着也出去了。这孩子，你又不曾让我替你看着他！快走吧，快走吧，我早该关门了！”
桌上遗留下了老师的空烟盒。
我拿起它，觉得它是老师有意留给我的一件东西似的。
我扇了弟弟一巴掌……
一九八一年，我重返我的母亲城，见到了我童年的朋友王小松。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没什么两样。小学时期我们共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自不待言。中学时期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文革”狂澜。所不同的是——我属于“红五类”而他属于“狗崽子”。我的父亲因为是工人阶级没挨过斗，他的父亲因为是“走资派”，被“打倒”、被“解放”、被“结合”，再被“打倒”，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我去“兵团”而他没资格便只得去“插队”。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幸运地上过大学，而他被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破例经贫下中农推选当过农村的小学老师……
返城后他发奋考上了“师专”。我们相见时他竟成了我们小学母校之校长。
二十年后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成了彻底的大人……
叙谈中他问我：“你还记得咱们冼老师吗？”
我说：“记得啊！”
一问一答我们都回想起了当年，却并不怎么激动，感情淡泊得很。
他说：“他平反了。”
我问：“他如今在哪儿啊？”
他说：“他早死了。学校里出了那件事后，也就是春节前吧，好像正是三十儿那一天，他把他积攒的钱差不多全花光，饱吃饱喝了一顿，吊死在一间破工棚里……直到过完春节，人们上班了才发现……”
蓦地，我的记忆倒退回了二十年前那一个寒冷的冬季，那一个黑暗的干冷干冷的三十儿夜，那一斤粮票，那一个小饭馆，那遗留在桌上的便宜而低劣的香烟的烟盒……
而我们叙谈于一家雅静的饭店，窗外正是盛夏季节树绿花红……
“谁……谁替他平反的？”
“我。我一当上咱们小学母校的校长，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王小松得为咱们冼老师平反啊！也巧了，上边转来一份公函，是从北京到省里到市里批转下来的——冼老师的老父母到中国来了一次，寻找他们的儿子，所以这件事儿倒也没太费周折。我还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一直是我校优秀教师先进人物，不幸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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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脸很憔悴，头发很长，脸上还长了胡子。他的黑色的工作服棉袄很肮脏，左前胸那儿印着一个“改”字。这个字使我无须再问什么。某些工厂发给被监督劳改者的工作服，都印有那么一个字。
“她怎么样？”
“谁？”
“就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还是吗？”
我点了点头。
他低声说：“她是个好人，一位好领导。对不对？她关心过我，关心过咱们班，这一点我永远也不能忘……你……若有什么机会单独见到她，一定替我问她一声好……也要替我问同学们好。就说我感到对不起同学们，肯定给同学们造成了不愉快……”
我急忙说：“没有。老师，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也没有发生过，真的……”
他苦笑了。
他又说：“还记得吗？我曾跟你们讲过，人有两种生命形式……也许属于灵魂的那一种形式，是更好更自在的形式啊！……”
我又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早已接受了他这一说法。
其实我那时由于年龄小，对关于灵魂的问题，从未进行过任何思考。
那一时刻，我才闻出，他口中酒气很重。他大概喝了不少酒。而他原先也是个反对吸烟反对喝酒的人……
“哥，我要撒尿，我憋不住了！……”
一个弟弟叫我。
我便带他到外边撒尿。
回来时，老师不在了。
弟弟妹妹们不但将豆浆和烧饼，也将几盘菜和一盘饺子一扫而光，期待着我带领他们回家。
“我老师呢？我老师呢？……”
我向老师傅大声询问。
“你一出去，他跟着也出去了。这孩子，你又不曾让我替你看着他！快走吧，快走吧，我早该关门了！”
桌上遗留下了老师的空烟盒。
我拿起它，觉得它是老师有意留给我的一件东西似的。
我扇了弟弟一巴掌……
一九八一年，我重返我的母亲城，见到了我童年的朋友王小松。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没什么两样。小学时期我们共同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自不待言。中学时期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文革”狂澜。所不同的是——我属于“红五类”而他属于“狗崽子”。我的父亲因为是工人阶级没挨过斗，他的父亲因为是“走资派”，被“打倒”、被“解放”、被“结合”，再被“打倒”，郁闷成疾一病不起一命呜呼。我去“兵团”而他没资格便只得去“插队”。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幸运地上过大学，而他被视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破例经贫下中农推选当过农村的小学老师……
返城后他发奋考上了“师专”。我们相见时他竟成了我们小学母校之校长。
二十年后我们都已不再是孩子成了彻底的大人……
叙谈中他问我：“你还记得咱们冼老师吗？”
我说：“记得啊！”
一问一答我们都回想起了当年，却并不怎么激动，感情淡泊得很。
他说：“他平反了。”
我问：“他如今在哪儿啊？”
他说：“他早死了。学校里出了那件事后，也就是春节前吧，好像正是三十儿那一天，他把他积攒的钱差不多全花光，饱吃饱喝了一顿，吊死在一间破工棚里……直到过完春节，人们上班了才发现……”
蓦地，我的记忆倒退回了二十年前那一个寒冷的冬季，那一个黑暗的干冷干冷的三十儿夜，那一斤粮票，那一个小饭馆，那遗留在桌上的便宜而低劣的香烟的烟盒……
而我们叙谈于一家雅静的饭店，窗外正是盛夏季节树绿花红……
“谁……谁替他平反的？”
“我。我一当上咱们小学母校的校长，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王小松得为咱们冼老师平反啊！也巧了，上边转来一份公函，是从北京到省里到市里批转下来的——冼老师的老父母到中国来了一次，寻找他们的儿子，所以这件事儿倒也没太费周折。我还给他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说他一直是我校优秀教师先进人物，不幸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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