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中国人民都吃不饱肚子的这种年头，有一个出生在美国，曾经是美国人的资产阶级人物，在台湾读过大学，最后从香港秘密回到中国，成了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不值得想一想吗？为什么偏偏赶在我们中国人挨饿的年头回来呢？不值得问个为什么？还在课堂上说美帝国主义的好话，说美国佬的好话。难道李老师没给我们讲过新中国成立前‘育婴堂’的罪恶？美国人披着神父、修女的外衣，拿我们中国的小孩做解剖实验，多坏呀！而他说他的教父是一位非常善良的美国人！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神父！我爸爸的许多亲密战友，就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同美国鬼子作战牺牲的！我爸爸的脚，也是被美国鬼子的子弹打残废的！要不我爸爸不会转业的，说不定已经当上了师长了！……”
他又一脚踢向半块砖。砖并不是在路面上，而是一半在地里。结果砖倒纹丝不动，他自己脚疼得叫起来，抬起膝盖，双手捧着那只脚，像单腿鸡似的，原地转着圈儿蹦跳不止。
我想笑。可他说出的话，使我想笑都笑不起来。
走到王小松家所住的那条街口，他最后一次站住，仿佛内心里进行了一路的矛盾冲突，头脑里经过了一路的深思熟虑似的，表情郑重地对冼老师作出了“终审判决”：“不过，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好老师。”注视我片刻，又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赶紧接着他的话说：“那，咱俩……可都不要做对不起冼老师的事呀！”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想当第二个岳红红吗？老子才不呢！”
他觉得受了侮辱。
我向他伸出一根手指。
他也伸出一根手指，和我的手指勾在一起。
我们同时说：“誓心，誓嘴，一百年，不后悔！”
我们都被对方所感动了。互相瞧着，彼此信任地笑了。
王小松的话起码说对了一半——冼老师的确是位好老师。在李老师制作的那些教学用具的基础上，他加以改进，使它们在课堂上更方便更能帮助我们思考了。并且自己又制作了一些教具和图表。在全校进行的一次算术竞赛中，我们班夺得了第一名，平均分数比最差的班级高二十多分！虽然小黑旗仍挂在教室门外，但全校师生，对我们班的同学都刮目相看了。
原先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由校长兼任。几天后调来了一位党支部书记，是位四十多岁的瘦削的看去很有能力踌躇满志的女人。我和王小松都觉得从某些角度看她的时候，她像连环画《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金环是地下党员，牺牲了。
有一天王小松对我说：“怎么样，给她也来一个呀？”
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犹犹豫豫地回答：“给没有的同学来一个行。她是党支部书记，校领导，不好吧？”
他说：“胆小鬼，怕什么啊！追究起来包在我身上还不行吗？”拍了拍胸脯，“我爸爸是区党委书记，管着她呢！能把我开除不成？”
我摇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传第三个同学，啊？”
在起绰号方面，王小松顶服我。经不起他的鼓励和怂恿，我想了想说：“那就叫她‘烈士’吧！”
王小松一拍腿：“‘烈士’？高，高！真有你的！”
也许由于我们班教室门外挂着黑旗；也许由于我们刚刚在全校同年级的算术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也许由于我们冼老师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有着不寻常的经历，“烈士”对我们班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冼老师正给我们上算术课，“烈士”轻轻推开门，脚步无声无息地走入了教室。
她微笑着问冼老师：“可以吗？”
“当然，当然。您请随便坐……”
她的突然光临使冼老师有些局促，脸红了。
“你别紧张，”她说，“我从你们班门外经过，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听听你的课。你该怎么讲还怎么讲，就当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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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一脚踢向半块砖。砖并不是在路面上，而是一半在地里。结果砖倒纹丝不动，他自己脚疼得叫起来，抬起膝盖，双手捧着那只脚，像单腿鸡似的，原地转着圈儿蹦跳不止。
我想笑。可他说出的话，使我想笑都笑不起来。
走到王小松家所住的那条街口，他最后一次站住，仿佛内心里进行了一路的矛盾冲突，头脑里经过了一路的深思熟虑似的，表情郑重地对冼老师作出了“终审判决”：“不过，我认为，他是个好人，好老师。”注视我片刻，又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赶紧接着他的话说：“那，咱俩……可都不要做对不起冼老师的事呀！”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想当第二个岳红红吗？老子才不呢！”
他觉得受了侮辱。
我向他伸出一根手指。
他也伸出一根手指，和我的手指勾在一起。
我们同时说：“誓心，誓嘴，一百年，不后悔！”
我们都被对方所感动了。互相瞧着，彼此信任地笑了。
王小松的话起码说对了一半——冼老师的确是位好老师。在李老师制作的那些教学用具的基础上，他加以改进，使它们在课堂上更方便更能帮助我们思考了。并且自己又制作了一些教具和图表。在全校进行的一次算术竞赛中，我们班夺得了第一名，平均分数比最差的班级高二十多分！虽然小黑旗仍挂在教室门外，但全校师生，对我们班的同学都刮目相看了。
原先我们学校的党支部书记由校长兼任。几天后调来了一位党支部书记，是位四十多岁的瘦削的看去很有能力踌躇满志的女人。我和王小松都觉得从某些角度看她的时候，她像连环画《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金环。金环是地下党员，牺牲了。
有一天王小松对我说：“怎么样，给她也来一个呀？”
我明白他指的是什么，犹犹豫豫地回答：“给没有的同学来一个行。她是党支部书记，校领导，不好吧？”
他说：“胆小鬼，怕什么啊！追究起来包在我身上还不行吗？”拍了拍胸脯，“我爸爸是区党委书记，管着她呢！能把我开除不成？”
我摇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传第三个同学，啊？”
在起绰号方面，王小松顶服我。经不起他的鼓励和怂恿，我想了想说：“那就叫她‘烈士’吧！”
王小松一拍腿：“‘烈士’？高，高！真有你的！”
也许由于我们班教室门外挂着黑旗；也许由于我们刚刚在全校同年级的算术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也许由于我们冼老师是全校最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有着不寻常的经历，“烈士”对我们班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冼老师正给我们上算术课，“烈士”轻轻推开门，脚步无声无息地走入了教室。
她微笑着问冼老师：“可以吗？”
“当然，当然。您请随便坐……”
她的突然光临使冼老师有些局促，脸红了。
“你别紧张，”她说，“我从你们班门外经过，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听听你的课。你该怎么讲还怎么讲，就当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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