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和敬意自然也延及她的身上。小学生们在胡同里遇见她时向她行队礼；老人们在胡同里遇见她时，亲切地叫她“孩子”，真挚地希望她保重身体，勉励她一定要培养好英雄的后代；男人们遇见她都问——家里有什么重活吗？后人们在她面前都尽量收敛起欢乐，唯恐自己们的欢乐触痛了她丧夫的伤口……
部里几次请她去作报告，她都借口“嗓子发炎”婉言拒绝了。而实际上是，每次听说部里又派人来动员了，她便预先嚼一小把花椒。动员者每次进门后，她的舌头和嗓子都麻得声音嘶哑。终于她感到单靠自己的招架已有些太难，不得不私下里求助于副部长。没容她多解释什么，副部长就连说“理解，理解”，她始终也不清楚副部长究竟对自己理解了些什么，又理解到何种程度。但副部长却在部的党组会上郑重地替她说了几句话，说她是个不善作报告的女人，何必再难为她？事实上她当女村长的年月里，早已练出了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口才。她拒绝，乃因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乃因她本能地需要一份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对丈夫的回忆，乃因她觉得那样的一份回忆，意味着是丈夫遗留给她的宝贵的私有财产。她怎么会愿将自己宝贵的私有财产公开于人呢？
那是崇拜英雄的年代。在那些热烈、真诚又人心亢奋火燥的日子里，她独自地、默默地、难能可贵地清醒着，以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深情怀念而清醒着。
副部长对她表示关怀的方式是那么特别——他经常将他院子里的花一盆盆送过她这边来……
“这盆花我不喜欢了，开得太艳俗了！”
“这盆我也不喜欢了，怎么只长叶不开花呢？”
“你瞧这盆，蔫了是不是？我哪儿有精力侍弄呀，你替我侍弄吧！”
结果，他小院里最后一盆花也不剩了，全转移到她这边来了。喜欢阳光的，摆满了那间朝阳的屋子；趋阴怕晒的，摆满了厨房和卧室的窗台……
有天她隔着那扇门，听到了副部长和那校长在他们小院里的对话：
“你打量这棵海棠树干什么？也想连根移那边儿去呀？”
“开玩笑！以后不许跟我开这种没意思的玩笑。”
“送那些花的战友们来了，院子里空落落的，你怎么向人家解释？”
“有什么不好解释的？我患了花粉过敏症。”
“你什么时候患上花粉过敏症了？”
“医院里有证明，在我上衣兜。不信你去掏出来自己看。”
那以后，她就尽量不让副部长的目光见着自己的身影了。但却精心地侍弄那些花，因为她爱花……
丈夫的司机同事们对她表示关怀的方式一开始是集体性的，结伴而来，合伙而去。来了，就都围着孩子，逗孩子笑。他们中除了小赵还没结婚，其余的人都成家了。当了丈夫的，每每也带妻子们来。妻子们随丈夫们叫她“顺嫂”。她们的年龄都比她小，都还没做母亲。一来，就将她围在屋子一角儿，悄悄向她请教些做母亲的经验。尽管她自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经验……
小赵就是她来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一走入车库小院，围着她打竹板那小伙子。他很有些文艺细胞，不但竹板打得好，二胡也拉得有水平。他每次来时几乎都拎着二胡，坐下不久往往就拉起来，于是男人女人都随着唱各自家乡的民歌小调……
歌声琴声往往将副部长也吸引过来了。他一来，气氛就拘谨了，空间似乎就显得更小了。所以他往往又只不过逐人打打招呼，这儿那儿挤着坐一小会儿，便明智地走了……
不知为什么，从某一日开始，司机们集体来的时候少了，小赵独自来的时候多了。来时照例拎着二胡，进了门，说句“顺嫂，我来了”，接着目光四下瞧，一旦发现了什么活儿，放下二胡就一声不吭地干。没活儿，就逗孩子玩。给孩子讲故事，或者拉起二胡唱起歌给孩子听——仿佛孩子便是主人，顺嫂并不存在。走时，照例说的是“顺嫂，别送”。其实她一次也没送出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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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几次请她去作报告，她都借口“嗓子发炎”婉言拒绝了。而实际上是，每次听说部里又派人来动员了，她便预先嚼一小把花椒。动员者每次进门后，她的舌头和嗓子都麻得声音嘶哑。终于她感到单靠自己的招架已有些太难，不得不私下里求助于副部长。没容她多解释什么，副部长就连说“理解，理解”，她始终也不清楚副部长究竟对自己理解了些什么，又理解到何种程度。但副部长却在部的党组会上郑重地替她说了几句话，说她是个不善作报告的女人，何必再难为她？事实上她当女村长的年月里，早已练出了滔滔不绝侃侃而谈的口才。她拒绝，乃因她不愿意；她不愿意，乃因她本能地需要一份完全属于自己一个人的对丈夫的回忆，乃因她觉得那样的一份回忆，意味着是丈夫遗留给她的宝贵的私有财产。她怎么会愿将自己宝贵的私有财产公开于人呢？
那是崇拜英雄的年代。在那些热烈、真诚又人心亢奋火燥的日子里，她独自地、默默地、难能可贵地清醒着，以一位妻子对丈夫的深情怀念而清醒着。
副部长对她表示关怀的方式是那么特别——他经常将他院子里的花一盆盆送过她这边来……
“这盆花我不喜欢了，开得太艳俗了！”
“这盆我也不喜欢了，怎么只长叶不开花呢？”
“你瞧这盆，蔫了是不是？我哪儿有精力侍弄呀，你替我侍弄吧！”
结果，他小院里最后一盆花也不剩了，全转移到她这边来了。喜欢阳光的，摆满了那间朝阳的屋子；趋阴怕晒的，摆满了厨房和卧室的窗台……
有天她隔着那扇门，听到了副部长和那校长在他们小院里的对话：
“你打量这棵海棠树干什么？也想连根移那边儿去呀？”
“开玩笑！以后不许跟我开这种没意思的玩笑。”
“送那些花的战友们来了，院子里空落落的，你怎么向人家解释？”
“有什么不好解释的？我患了花粉过敏症。”
“你什么时候患上花粉过敏症了？”
“医院里有证明，在我上衣兜。不信你去掏出来自己看。”
那以后，她就尽量不让副部长的目光见着自己的身影了。但却精心地侍弄那些花，因为她爱花……
丈夫的司机同事们对她表示关怀的方式一开始是集体性的，结伴而来，合伙而去。来了，就都围着孩子，逗孩子笑。他们中除了小赵还没结婚，其余的人都成家了。当了丈夫的，每每也带妻子们来。妻子们随丈夫们叫她“顺嫂”。她们的年龄都比她小，都还没做母亲。一来，就将她围在屋子一角儿，悄悄向她请教些做母亲的经验。尽管她自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经验……
小赵就是她来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一走入车库小院，围着她打竹板那小伙子。他很有些文艺细胞，不但竹板打得好，二胡也拉得有水平。他每次来时几乎都拎着二胡，坐下不久往往就拉起来，于是男人女人都随着唱各自家乡的民歌小调……
歌声琴声往往将副部长也吸引过来了。他一来，气氛就拘谨了，空间似乎就显得更小了。所以他往往又只不过逐人打打招呼，这儿那儿挤着坐一小会儿，便明智地走了……
不知为什么，从某一日开始，司机们集体来的时候少了，小赵独自来的时候多了。来时照例拎着二胡，进了门，说句“顺嫂，我来了”，接着目光四下瞧，一旦发现了什么活儿，放下二胡就一声不吭地干。没活儿，就逗孩子玩。给孩子讲故事，或者拉起二胡唱起歌给孩子听——仿佛孩子便是主人，顺嫂并不存在。走时，照例说的是“顺嫂，别送”。其实她一次也没送出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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