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关键的一年。志愿军总部向北京告急，需要经验丰富的汽车运输兵——顺根在机关报名，二次入伍了……
两口子分别前那天夜里，丈夫恋恋不舍地亲爱着她说：“别埋怨我事先没征求你。我想，征求了，你也肯定会同意的。前方最缺的就是汽车运输兵，在司机队我开车的资格最老，经验最丰富，能开又能修，我不带头谁带头呢？”
她偎在丈夫怀里，同样恋恋不舍地说：“我埋怨你了吗？”
丈夫说：“别为我担心，几番番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这一次也会平安回来的，我保证！”
她说：“那我信！给咱们孩子起个名吧……”
当时她怀孕四个多月了——他说已经想好了，如果是男孩，叫胜利；如果是女孩儿，叫捷捷，取捷报频传的意思……
不仅她没有料到，认识他的人谁都没料到，他入朝才三个多月就牺牲了——敌机抛下的汽油弹燃烧了他驾驶的那辆弹药车。他本是有足够的时间逃避死亡的，但怕那辆车爆炸而引炸前后的弹药车，甚而阻塞整条通往前线的公路运输线，他毅然将卡车开向了深谷……
副部长代表部机关，亲自将阵亡通知书和烈士证书交给了她——她顿时便昏了过去。如果不是副部长及时抱住她，她的头一定会撞在桌角磕得鲜血横流。副部长喊来了妻子，他们将她抬到了床上。那校长粗通一点儿医学常识，又是掐人中，又是扎耳穴挤血，呼唤了她半天她才苏醒过来。她什么都不说，泪流不止。副部长和妻子陪着落泪，陪着长吁短叹，陪至后半夜才离去……
孩子出生了，是男孩儿。
孩子长到三个月后，胡同里的人们，又见她的身影开始走家串户了。只不过她的脸上，没了往日的开朗和幸福感，从此被一种无法形容的哀伤所笼罩。岁月荏苒，那一种无法形容的哀伤，以后竟一生也没被另外的事件所冲掉过……
但是对于丈夫的死，其实她已寻找到了安慰自己的思想逻辑——他原本是一名心中唯有瞎哥哥最重要的普普通通的农民，如果不是她亲自动员他参加了革命队伍，那么他也许就不会成为一名中国***党员，不会懂得革命、国家、人民也很重要的大道理；不会成为北京人；不会成为在危急时刻勇于奋不顾身的英雄……她明白正是她自己塑造了自己的丈夫，他的牺牲正是实践了她这位曾当过女村长的妻子平日里的谆谆教诲。既然如此，她当然只有坚强地承受失去他那样的丈夫的人生打击。像他那样的人，只要生活中有危急时刻发生，只要被他遇到了，他一定会奋不顾身地扑向前去的。
但是思想的逻辑，其实仅能对他的牺牲作出解释，并不能真的消除她内心里的哀伤。毕竟，从此家中再也没有了他那魁梧的身影，再也听不到他粗门大嗓的说话声了，她的头再也不能偎靠在他宽厚结实的胸膛上了，他那双被方向盘磨出了茧的大手，再也不能无比温柔地爱抚她的全身了。还有他对她那些数不清次数的贪婪的吻，枕旁对她凑耳轻说的那些没羞没臊的亲狎话语……都变成了回忆，而回忆却怎么能替代一个活生生的与自己恩恩爱爱的丈夫？
部里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向她的丈夫学习的运动，许许多多的人都作了回忆报告，当然也包括副部长本人，以及司机队他那些同事。
通过人们的回忆报告，她的丈夫的形象，逐渐从俗常的工作中凸立起来了，并且一次比一次高大。每人的回忆都带有各自对英雄的感**彩，因而每人的回忆也都不无渲染的成分。他的半身像被用油彩画在宣传板上，以憨厚而永恒的微笑，感激着人们在他死后对他的名字所赋予的巨大的光荣和敬意……
光荣和敬意自然也延及她的身上。小学生们在胡同里遇见她时向她行队礼；老人们在胡同里遇见她时，亲切地叫她“孩子”，真挚地希望她保重身体，勉励她一定要培养好英雄的后代；男人们遇见她都问——家里有什么重活吗？后人们在她面前都尽量收敛起欢乐，唯恐自己们的欢乐触痛了她丧夫的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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