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团招待所他的房间里，他关上门和我对望片刻，怜悯地低声说：“你瘦多了！”忽然拥抱住我，轻拍着我的背说，“放心，老隋绝不抛弃他的任何一个‘亲兵’！”
在他的安排之下，我不久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借调期半年，每月发全额工资，另发十八元补助，加起来六十多元。钱，对我的家是极重要的；休整养病的机会，对我的身体极重要。而且，我有了半年之久的时日直接关照母亲孤掌难撑的家庭。这在当年，都是许多知青做梦也不敢梦想的！……半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如今每每回想起来，我的命运中若没老隋，不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他，我当年可能会因几句所谓“反动言论”而成了“二劳改”。没有他，我当年可能已回山东祖籍插队落户。没有他到一团看我一次，当着兵团政治部主任的面说过那样一番至关重要的话，即使我被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推荐了，团政治部主任一句话，也会易如反掌地将我的名字从入大学的知青名额中取消掉。我常问自己，我的命运若真无老隋，我还会是作家吗？诚然，当了作家并没什么了不起。作家很多，谁都活得很疲惫，但我若不是作家，如今的命运，肯定就不是活得疲惫不疲惫的问题了。共和国大批下岗待业的人员中，几乎毫无疑问将有一个叫梁晓声的了……
所以，凡二十多年间，我一直视老隋为义兄。
所以，在我的一些自白性作品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我的这位义兄。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提到过他，在小说《溃疡》中提到过他，在《我与文学》中提到过他。我越来越认为，无论怎样估价他对我的命运发生的积极的影响，都不过分。
非常年代的人间真情——那一种丝毫也不沾有金钱臭味儿的心灵，那一种丝毫也不带有利益关系的色彩，那一种纯粹的男人对男人的相互关爱，那一种仅仅是被文学二字紧紧编结在一起的彼此信赖的承诺——这诸种美好的因素在当年构成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人间真情，难道竟是可以被淡忘的吗？不，我若忘了它，我则就**变质了啊！……
我的大学生活和我的知青生活一样时有困境发生。三年中给老隋写信，乃是我诉说苦闷与忧愁的方式。老隋每信必复，信中常抄格言警句。或诗或词，慰我诫我，他的信给予过我许多安抚，我至今仍无一遗失地保留着。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那时兵团已经临近解体，宣传处已不再能起到什么丰富和活跃知青业余生活的作用。人心动荡，文学创作班也办不下去了。
老隋在兵团宣传处失落了他存在的意义，这对于他是空前的失落，过去是他的信温暖我的心，此时却是我的信温暖他的心了。和我曾非常需要他的信一样，他也开始非常需要我的信了。
兵团不可避免地解体了，大批大批的知青纷纷返城了。师团编制取消，又恢复了原农场总局体制。宣传部缩减，老隋这个过去最忙、自我感觉最充实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可有可无、最多余的人。一个时期他被闲“挂”了起来，自尊扫地，等待重新安排工作。
我去信怂恿他写作。起码，我认为对于他写作不失为一种排遣寂寞之事，或可由无为追求到一种有为的全新体验。
他回信坦率地说，当年他为我们充当总编审的角色，也许还算是一位有水平的好编审。若由组织者变实践者，只怕是心高手低，会使自己难堪也会使别人难堪的。我当然不肯放弃对他的期望，一如他当年从不曾放弃过对我的期望。
我又接连去信，以更大的热情调动他的冲动。说我要亲自做他的责任编辑，盼着收到他的一个电影剧本，说如果那“别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我梁晓声，而是他的好兄弟。“难堪”二字，从何谈起呢？
他的自尊防线，到底被我的诚挚突破了，来信表示他可以尝试。
两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一部电影剧本。历史题材，反映沙俄帝国残害我黑龙江地带六十八屯村民的事件。字迹清楚漂亮，格式标准，极其电影化。我郑重地提交北影文学部讨论，却因是历史题材被否定。当时北影重视现实题材。我为此大闹情绪，但人微言轻，闹情绪也没用的。无奈之下，我寄给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前辈黄宗江师长。宗江师长一星期后便复信，对剧本大加赞赏，喜欢到了心血来潮欲亲自执导的程度，信中有话——“该作者才华横溢，若有志于电影创作，将来必成大器！老朽有缘与该青年共图杰作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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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安排之下，我不久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借调期半年，每月发全额工资，另发十八元补助，加起来六十多元。钱，对我的家是极重要的；休整养病的机会，对我的身体极重要。而且，我有了半年之久的时日直接关照母亲孤掌难撑的家庭。这在当年，都是许多知青做梦也不敢梦想的！……半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如今每每回想起来，我的命运中若没老隋，不知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他，我当年可能会因几句所谓“反动言论”而成了“二劳改”。没有他，我当年可能已回山东祖籍插队落户。没有他到一团看我一次，当着兵团政治部主任的面说过那样一番至关重要的话，即使我被木材加工厂的知青们推荐了，团政治部主任一句话，也会易如反掌地将我的名字从入大学的知青名额中取消掉。我常问自己，我的命运若真无老隋，我还会是作家吗？诚然，当了作家并没什么了不起。作家很多，谁都活得很疲惫，但我若不是作家，如今的命运，肯定就不是活得疲惫不疲惫的问题了。共和国大批下岗待业的人员中，几乎毫无疑问将有一个叫梁晓声的了……
所以，凡二十多年间，我一直视老隋为义兄。
所以，在我的一些自白性作品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我的这位义兄。在《从复旦到北影》中提到过他，在小说《溃疡》中提到过他，在《我与文学》中提到过他。我越来越认为，无论怎样估价他对我的命运发生的积极的影响，都不过分。
非常年代的人间真情——那一种丝毫也不沾有金钱臭味儿的心灵，那一种丝毫也不带有利益关系的色彩，那一种纯粹的男人对男人的相互关爱，那一种仅仅是被文学二字紧紧编结在一起的彼此信赖的承诺——这诸种美好的因素在当年构成的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人间真情，难道竟是可以被淡忘的吗？不，我若忘了它，我则就**变质了啊！……
我的大学生活和我的知青生活一样时有困境发生。三年中给老隋写信，乃是我诉说苦闷与忧愁的方式。老隋每信必复，信中常抄格言警句。或诗或词，慰我诫我，他的信给予过我许多安抚，我至今仍无一遗失地保留着。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编辑。那时兵团已经临近解体，宣传处已不再能起到什么丰富和活跃知青业余生活的作用。人心动荡，文学创作班也办不下去了。
老隋在兵团宣传处失落了他存在的意义，这对于他是空前的失落，过去是他的信温暖我的心，此时却是我的信温暖他的心了。和我曾非常需要他的信一样，他也开始非常需要我的信了。
兵团不可避免地解体了，大批大批的知青纷纷返城了。师团编制取消，又恢复了原农场总局体制。宣传部缩减，老隋这个过去最忙、自我感觉最充实的人，变成了一个最可有可无、最多余的人。一个时期他被闲“挂”了起来，自尊扫地，等待重新安排工作。
我去信怂恿他写作。起码，我认为对于他写作不失为一种排遣寂寞之事，或可由无为追求到一种有为的全新体验。
他回信坦率地说，当年他为我们充当总编审的角色，也许还算是一位有水平的好编审。若由组织者变实践者，只怕是心高手低，会使自己难堪也会使别人难堪的。我当然不肯放弃对他的期望，一如他当年从不曾放弃过对我的期望。
我又接连去信，以更大的热情调动他的冲动。说我要亲自做他的责任编辑，盼着收到他的一个电影剧本，说如果那“别人”其实不是别人，而是我梁晓声，而是他的好兄弟。“难堪”二字，从何谈起呢？
他的自尊防线，到底被我的诚挚突破了，来信表示他可以尝试。
两个月后，我收到他的一部电影剧本。历史题材，反映沙俄帝国残害我黑龙江地带六十八屯村民的事件。字迹清楚漂亮，格式标准，极其电影化。我郑重地提交北影文学部讨论，却因是历史题材被否定。当时北影重视现实题材。我为此大闹情绪，但人微言轻，闹情绪也没用的。无奈之下，我寄给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前辈黄宗江师长。宗江师长一星期后便复信，对剧本大加赞赏，喜欢到了心血来潮欲亲自执导的程度，信中有话——“该作者才华横溢，若有志于电影创作，将来必成大器！老朽有缘与该青年共图杰作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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