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上海考察开新店业务,半夜,何生却让已经醉酒的我给他买烟送到房间里,但真的送过去后,何生又很生气……
工作大半年,我对姚总监的责骂已经开始免疫了。所谓免疫的,是我再也不会在财务部门口反复踱步才敢敲门进去了。反正什么时候进去都能有一通冷言冷语可听,早听早了事。
但好在姚总监从来都不会无的放矢地指责我,她的每一个指责其实都是成立的。在她的严苛要求之下,我在条理性和周全性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毕竟每次为了预防挨骂,得事先做好很多准备。
就拿约粤港两地牌的车去接香港艺人这事儿来说,因为粤港两地交互需求日益增长,有更多公司进入了这个市场,因此我竟然找到了比公司合作价更低的司机。不多,接送一次便宜110块钱而已。但足以让姚总监紧绷的表情松了一点,觉得我知道为公司节流而考虑了。
我也敢直接对抗奥菲了。或者说不是对抗,只是学会了自保。我面对她的工作交流不再仅限于电话,而是频繁使用电子邮件和短信,反复敦促她确认,留下文字证据。这样,当她再企图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安在我头时,我就可以告诉奥菲:「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有邮件为证,有短信为证。」场面当然总是难堪,但奥菲的确不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欺负人。
何生有一天挑着一条眉毛向奥菲揶揄我:「Coco现在可凶了,我都归她管,我是管不了她了。」
黄生还是一如既往地酸我:「你去告诉何生呗。何生这次又怎么说啊?现在何生不是有什么话都只跟你说吗?我怎么知道何生什么意思。」
广州开始严打,连黄生事前铺好的关系都不太管用了。星魅城上下都很紧张,所有的营销开始将服装统一成西装套裙,个个看起来都是办公室女性的样子。姑娘们叫苦连天,觉得那些保守的西装套裙丑不堪言。好几个小妞偷偷把裙子改短一点,上衣腰身收紧一点。
你改短一点我就改得更短,实在没法儿改短了我就开高叉。高无再高的时候,就在丝袜上做文章:你脚踝有镶钻玫瑰,我就穿网袜;你居然也穿网袜,我脚踏13厘米高跟鞋,问你死未!
通常到了晚上12点大家就默认警察也休息了,偷偷摸摸去换上自己的衣服。但如果警察那么好捉摸,就不是警察了。一次接近12:30了,黄生接到爆料,10分钟后过来「临检」,一时间兵荒马乱,对讲机喀啦喀啦响,关小姐和Ling姐满场跑,刚换上私服的姑娘们又赶紧换上工衣,煞有介事地拿起酒水牌作推销状。我在林刚的吧台喝着自己的福利,问林刚:「临检居然还能提前得到消息啊?」林刚看了我一眼,问:「你不知道黄生以前干什么的吗?」
我的确不知道。但林刚也没说。林刚没说,我就不问。关我什么事呢,除了当我此时此刻写下这些回忆的时候缺乏了某个细节,知道太多,又有什么好处。
严打持续了很久。除了严控这些营销以外,对于每次香港艺人过来做活
蔻蔻梁动的入场人数也进行了严格控制。人多隐患就大。每次活动之前本来就需要报审,之前是报文化部门审核演出内容,现在是公安消防都要报。说好了500人,你敢放600人进来,人家就可以立刻叫停这场演出。
再也没有那种连走道都挤满人的盛况了,香港股东对演出效果不满意。虽然事情本质上而言都是演出,但人人站着挥手和尖叫,那叫对偶像的迷狂;大家都坐在那儿看演出,感觉就是艺人娱乐各位大爷。
收入锐减,姚总监对艺人的出场费卡得更严。费用一卡,艺人就不愿意来。艺人不来,妞们穿得又难看,客人也来得少了。董事会觉得,广州市场到头了,向外发展成为了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上海,是所有人的目光所向。
1999年初,上海金茂大厦才开始全面开张营业,新天地项目开始建设,上海开始蜕变,旧十里洋场换了个新样子,更前卫,更国际化,更时髦。星魅城要扩张,没有不在上海抢一块市场的理由。
陪何生去上海,见一个投资方,讨论在上海开分店的可能性。新场子的地址选在新天地。新天地只开了寥寥几家,都是餐厅+酒吧的形式。现在不稀罕了,当年真是时髦得很。即便在上海,依然是最尖端的那帮玩家才会去关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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