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间画工的作画范围相当宽广，当时流行有一句话专讲作画范围的：“寺庙与学舍，粉壁神像轴。船花酒坛口，龙灯鸡蛋壳。”那时还出现了许多新的画种，如皮影画等。
关于画工的报酬，文献上记载不多。从《金瓶梅》一书中可以得知，画一幅死者大影、一轴半身可得一匹缎子，还有10两银子。这算是很好的了。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六《水浒牌》一则说，画工画40张一组的《水浒叶子》，可以接济一家八口人生活急需，但这套画费了他四个月的时间。
清末宣统年间，有一画工好画“上元花”，好事者竟送纸笔墨色加以资助，并给予两个月的粮食，使其安定生活，他画的《谢铎点将图》竟卖到两石米的价钱。
民间画工的地位远远不能同宫廷画家相比，同是清代，在宫廷画画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去世时，乾隆皇帝“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
画行——画工的行会组织
在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出于门第和阶级的偏见，常对画工抱有很大的成见。因此，画工们有用而不为贵，社会地位不高。《历代名画记》说：“自古善画者，奠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这明显是不公正的。
实际上，两汉及其以前，凡有需要作画事，都由画工来做。画工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杰出贡献，绝不亚于文人画。彩陶与青铜器的纹饰，壁画、帛画、漆画及大量工匠画，代代相传，并适应当时各阶层人们的需要，推动民间美术不断发展。
唐代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自贞观年间以后，城市画工技术较高，所以一些中心城市就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画工，他们有互相联系和活动的条件，也常在生意上相互协调。初唐时，他们通过市集、庙会在一起活动，晚唐以后渐渐形成画行，唐末时画行组织已比较完整。
明代的城市绘画活动更加兴盛，在BJ、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都集中了一批画家，画工的行会组织也较多。万历年间，敬州汪姓画工的行会称画场；苏州的行会叫“画帮”，如金福星画帮，开业于城南起风下街，营业兴盛之时，“顾客不限于吴中一地”。
明代出现了较大的画铺，并承包一些大寺院的壁画制作。如明代山西大同钟楼西街的“董画甫”，就承包了大同上华严寺的壁画。清代“画店”或“作铺”，多供应民间一般人需要的作品。杭州的画店还卖文人画；成都的齐芳画店，专卖婚丧、做寿的彩画。光绪末年，齐芳画店的多名画工专程到上海的豫园，与上梅的画工赛画。
艺不轻传
画工传艺一般是“祖传家有诀，宜交唱，本业先生择吉手录成册”，作画经验不轻易传给他人，即所谓“能赠十锭金，不撒一句春”。甚至是如无适当传人，宁可束之高阁。相传袁江“得无名氏画稿、画诀”后，画艺日精；行会还规定了画工工资的分配，以当时行话记录，如“幺三银”“右四银”“红利以勾三折六计”等。
清代画工行会奉吴道子为行会祖师，规模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不等。行会订有“同人行例”，其名称有称“帮”的，也有称“棚”的，还有称“会”或“馆”的。现以光绪年间浙江上虞、余姚一带的邱兴龙画业行会为例，来说明封建社会中国民间画工同业行会的情况。
清朝嘉庆年间，宁波画工邱光普继承其父邱兴龙之业，在宁波、余姚、绍兴地区组织画工行会。他牵头联络13位画工，制定了《四明邱兴龙画业同人行例》，共有12条画工守则，其中规定：画工分学徒、老司、先生三级，徒弟3年零3个月出师，老司升先生要经“同人共议”；女画工也可入行会，技艺较高者称“嫘姑”；画工许愿给寺庙作画的，许愿期间称“待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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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画工的报酬，文献上记载不多。从《金瓶梅》一书中可以得知，画一幅死者大影、一轴半身可得一匹缎子，还有10两银子。这算是很好的了。
明人张岱《陶庵梦忆》卷六《水浒牌》一则说，画工画40张一组的《水浒叶子》，可以接济一家八口人生活急需，但这套画费了他四个月的时间。
清末宣统年间，有一画工好画“上元花”，好事者竟送纸笔墨色加以资助，并给予两个月的粮食，使其安定生活，他画的《谢铎点将图》竟卖到两石米的价钱。
民间画工的地位远远不能同宫廷画家相比，同是清代，在宫廷画画的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去世时，乾隆皇帝“赏内府银三百两料理丧事”。
画行——画工的行会组织
在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出于门第和阶级的偏见，常对画工抱有很大的成见。因此，画工们有用而不为贵，社会地位不高。《历代名画记》说：“自古善画者，奠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这明显是不公正的。
实际上，两汉及其以前，凡有需要作画事，都由画工来做。画工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杰出贡献，绝不亚于文人画。彩陶与青铜器的纹饰，壁画、帛画、漆画及大量工匠画，代代相传，并适应当时各阶层人们的需要，推动民间美术不断发展。
唐代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自贞观年间以后，城市画工技术较高，所以一些中心城市就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优秀画工，他们有互相联系和活动的条件，也常在生意上相互协调。初唐时，他们通过市集、庙会在一起活动，晚唐以后渐渐形成画行，唐末时画行组织已比较完整。
明代的城市绘画活动更加兴盛，在BJ、南京、苏州等大中城市，都集中了一批画家，画工的行会组织也较多。万历年间，敬州汪姓画工的行会称画场；苏州的行会叫“画帮”，如金福星画帮，开业于城南起风下街，营业兴盛之时，“顾客不限于吴中一地”。
明代出现了较大的画铺，并承包一些大寺院的壁画制作。如明代山西大同钟楼西街的“董画甫”，就承包了大同上华严寺的壁画。清代“画店”或“作铺”，多供应民间一般人需要的作品。杭州的画店还卖文人画；成都的齐芳画店，专卖婚丧、做寿的彩画。光绪末年，齐芳画店的多名画工专程到上海的豫园，与上梅的画工赛画。
艺不轻传
画工传艺一般是“祖传家有诀，宜交唱，本业先生择吉手录成册”，作画经验不轻易传给他人，即所谓“能赠十锭金，不撒一句春”。甚至是如无适当传人，宁可束之高阁。相传袁江“得无名氏画稿、画诀”后，画艺日精；行会还规定了画工工资的分配，以当时行话记录，如“幺三银”“右四银”“红利以勾三折六计”等。
清代画工行会奉吴道子为行会祖师，规模从十多人到几十人不等。行会订有“同人行例”，其名称有称“帮”的，也有称“棚”的，还有称“会”或“馆”的。现以光绪年间浙江上虞、余姚一带的邱兴龙画业行会为例，来说明封建社会中国民间画工同业行会的情况。
清朝嘉庆年间，宁波画工邱光普继承其父邱兴龙之业，在宁波、余姚、绍兴地区组织画工行会。他牵头联络13位画工，制定了《四明邱兴龙画业同人行例》，共有12条画工守则，其中规定：画工分学徒、老司、先生三级，徒弟3年零3个月出师，老司升先生要经“同人共议”；女画工也可入行会，技艺较高者称“嫘姑”；画工许愿给寺庙作画的，许愿期间称“待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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