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肚里已经有了，不知为啥，他不用趴到她肚子上去听，也晓得一定是个活跳跳的孩子。他这么断定。他觉得这个娘儿们就是专给他生孩子过日子的，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娘儿们，家里的。搂着这样的娘儿们睡，睡得踏实，睡得实在。
可是，有时候，他坐在板凳上，脚泡在脚盆里，吸着烟袋，看着她忙活。看着看着，不由得会看到一个苗苗条条的背影，一条大辫子在背上跳着，长虫似的。他的心，就会像刀剜似的一疼。他觉得那疯子是有意跳下水，给这个媳妇儿让路的，也是给他让路的。唉，要是找着她的尸体，埋在地头，也好时常看看，捧捧土，拔拔草，心里的难受也好有个地方发落。可她不知躲哪儿去了，连根头毛也找不见了，连把土也不让他捧，草也不让他拔，连个地头也不占他的，连个难受也不给他。是放他过去，也是叫他放她过去。
鲍秉德心里酸酸地难受。可是天一黑，一搂着那娘儿们，话又来了。耳根子隐隐的好像家后秫秫地里有人唱小曲，声音细细的，风吹似的。再凝神一听，又没了。
三十五
鲍仁文熬了几宿，写成了捞渣的报告文学。这回，他发了狠，一连抄了四五六七份，发通知似的发给了好几下处：省里的、地区的、县文化馆的；刊物、报纸、青年报、少年报……
收过了秋，粮食进了屋，囤了起来。过年了，鲍秉德家里的肚子挺得老高，快生了。
庄前庄后连连响着鞭炮，起屋上梁哩！
这一天，大路上来了一辆吉普车，进庄就问鲍仁文家住在哪里，然后就一径找了过来。
鲍仁文正在地里做活，见一辆吉普车老远地来了。车停了，下来两个人，朝他走过来了，是朝他走过来的，踩着刚出头的麦苗。他站直了腰，用手搭起凉棚望着，心里“怦怦”地跳起来了。他看得出这两个人不是乡里人，其中一个甚至不是此地人。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太阳照着眼，眼睁不开。那两个人从太阳照眼的地方走来了。
那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人一步一步走到了跟前，问道：
“你是鲍仁文同志吗？”
“是的。”他说，声音有些打颤。
“这是地区《晓星报》的记者老胡同志。”那个像此地人的人指着那个不像此地人的人说，“我是县文化馆的，我姓王。”
老胡同志早已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老胡同志戴了副眼镜，嫩相得很，不敢判断他的年龄。城里人的年龄不好说。他热情地摇摇鲍仁文的手，拉他在地头上坐下，好像是他家的地头似的。
他果真是为捞渣的报告文学而来的。他们收到稿子，先是看了一遍，压起来了。后来，过了年，临近三月份了。三月份是礼貌月。领导上要他们好好地抓一个典型，以配合“五讲四美”的宣传。于是他们又想起了这篇报告文学，重新找出来看了一下，传阅了一下，都觉得事迹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文章还要润色，并且要更加充实加强捞渣几年如一日照顾五保户这一情节。要知道，如今老人问题，简直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所以就派老胡同志来和鲍仁文同志合作，一起完成这篇报告文学。事情很紧急，今天，鲍仁文就要跟他们进城去。要力争在三月以前完成，让老胡同志带着稿子回报社发排，三月一日见报。
鲍仁文听他说着这一切，就好像坠入了五重云雾中。“我不是在做梦吧？”他问自己。“我可不是在做梦吧！”他又问自己。他觉着头晕，觉着身子软软的无力，连微笑也微笑不动了。他看着老胡同志那张嫩生生的脸，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就好像放电影出了故障，只有人影没有声音似的。老王同志递过烟卷，他糊里糊涂地接过来，居然让老胡同志点的火，连声谢谢也没说。
最后，老胡同志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就这样。”
鲍仁文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好，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就走吧！”
“好，走吧。”鲍仁文跟着说。恍恍惚惚的，不知要走到哪里去。走出麦地，上了吉普车，一股子臭汽油的味，叫他清冷起来：老胡同志是要上捞渣家去瞅瞅，和他父母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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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有时候，他坐在板凳上，脚泡在脚盆里，吸着烟袋，看着她忙活。看着看着，不由得会看到一个苗苗条条的背影，一条大辫子在背上跳着，长虫似的。他的心，就会像刀剜似的一疼。他觉得那疯子是有意跳下水，给这个媳妇儿让路的，也是给他让路的。唉，要是找着她的尸体，埋在地头，也好时常看看，捧捧土，拔拔草，心里的难受也好有个地方发落。可她不知躲哪儿去了，连根头毛也找不见了，连把土也不让他捧，草也不让他拔，连个地头也不占他的，连个难受也不给他。是放他过去，也是叫他放她过去。
鲍秉德心里酸酸地难受。可是天一黑，一搂着那娘儿们，话又来了。耳根子隐隐的好像家后秫秫地里有人唱小曲，声音细细的，风吹似的。再凝神一听，又没了。
三十五
鲍仁文熬了几宿，写成了捞渣的报告文学。这回，他发了狠，一连抄了四五六七份，发通知似的发给了好几下处：省里的、地区的、县文化馆的；刊物、报纸、青年报、少年报……
收过了秋，粮食进了屋，囤了起来。过年了，鲍秉德家里的肚子挺得老高，快生了。
庄前庄后连连响着鞭炮，起屋上梁哩！
这一天，大路上来了一辆吉普车，进庄就问鲍仁文家住在哪里，然后就一径找了过来。
鲍仁文正在地里做活，见一辆吉普车老远地来了。车停了，下来两个人，朝他走过来了，是朝他走过来的，踩着刚出头的麦苗。他站直了腰，用手搭起凉棚望着，心里“怦怦”地跳起来了。他看得出这两个人不是乡里人，其中一个甚至不是此地人。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太阳照着眼，眼睁不开。那两个人从太阳照眼的地方走来了。
那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个人一步一步走来了。
两人一步一步走到了跟前，问道：
“你是鲍仁文同志吗？”
“是的。”他说，声音有些打颤。
“这是地区《晓星报》的记者老胡同志。”那个像此地人的人指着那个不像此地人的人说，“我是县文化馆的，我姓王。”
老胡同志早已伸出手，握住了他的手。老胡同志戴了副眼镜，嫩相得很，不敢判断他的年龄。城里人的年龄不好说。他热情地摇摇鲍仁文的手，拉他在地头上坐下，好像是他家的地头似的。
他果真是为捞渣的报告文学而来的。他们收到稿子，先是看了一遍，压起来了。后来，过了年，临近三月份了。三月份是礼貌月。领导上要他们好好地抓一个典型，以配合“五讲四美”的宣传。于是他们又想起了这篇报告文学，重新找出来看了一下，传阅了一下，都觉得事迹是可以的。就是，怎么说呢？文章还要润色，并且要更加充实加强捞渣几年如一日照顾五保户这一情节。要知道，如今老人问题，简直是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所以就派老胡同志来和鲍仁文同志合作，一起完成这篇报告文学。事情很紧急，今天，鲍仁文就要跟他们进城去。要力争在三月以前完成，让老胡同志带着稿子回报社发排，三月一日见报。
鲍仁文听他说着这一切，就好像坠入了五重云雾中。“我不是在做梦吧？”他问自己。“我可不是在做梦吧！”他又问自己。他觉着头晕，觉着身子软软的无力，连微笑也微笑不动了。他看着老胡同志那张嫩生生的脸，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就好像放电影出了故障，只有人影没有声音似的。老王同志递过烟卷，他糊里糊涂地接过来，居然让老胡同志点的火，连声谢谢也没说。
最后，老胡同志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就这样。”
鲍仁文也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说：“好，就这样了。”
“我们现在就走吧！”
“好，走吧。”鲍仁文跟着说。恍恍惚惚的，不知要走到哪里去。走出麦地，上了吉普车，一股子臭汽油的味，叫他清冷起来：老胡同志是要上捞渣家去瞅瞅，和他父母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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