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濬认为，用人要不拘一格，只要能控制住他，能为我所用就要用。
比如贪官污吏之类，根本不可能禁绝。
可以给他们划一条红线，在规则内做小动作睁一眼闭一眼，罚酒三杯也就是了；要是捞过界，就地正法。
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办好差事。贪官污吏里面也不乏能干实事的人才，一味处理掉不合算，留用他们还能争取到一大部分人的支持。如果实在看不惯，那得了天下后再清洗不迟。
李自成长叹：“唉！人性使然啊，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万事大吉了……”
历史就是个车轮子，怎么跑都是在车轴上原地打转而已。这跟能不能搞出可控核聚变没啥关系。因为生产力再发达，人还是那个人。
正如朱载堉写的《山坡羊·十不足》那样——“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腐拜之所以被当成罪不可恕的问题，根源在于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社会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于巨大。
所以，如果把视角放在结果上，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不断做大“蛋糕”。
站得高，银子永远花不完。
相对的分“蛋糕”就更容易些，随便指头缝子漏出去一点也足够贫苦老百姓填饱肚子了。
“沉默的大多数”忍耐力超强，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限提升了，饱暖思那啥，但不会思造反。社会上顶多诞生些红眼病横国党，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对于官员也是同样道理。
总不能既要马儿快快地跑，又像大明如此低的俸禄，人家不吃点夜草能活么？所以大明出现了“常例”这种外快，除了海瑞外，即便是清廉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收？①
在淳安知县任上拒不受常例的海瑞，却详尽地记载了淳安县的老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秋粮长银二十两。
折色粮银四两。
农桑绢银十两。
盐粮长银十两。
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清军匠每里银一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
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
审均徭每里银一两。
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
样漆一百觔，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
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
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造黄册每里银二两。
催甲每里银一两。
俸米每石折银一两。
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州县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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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贪官污吏之类，根本不可能禁绝。
可以给他们划一条红线，在规则内做小动作睁一眼闭一眼，罚酒三杯也就是了；要是捞过界，就地正法。
重点是他们能不能办好差事。贪官污吏里面也不乏能干实事的人才，一味处理掉不合算，留用他们还能争取到一大部分人的支持。如果实在看不惯，那得了天下后再清洗不迟。
李自成长叹：“唉！人性使然啊，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万事大吉了……”
历史就是个车轮子，怎么跑都是在车轴上原地打转而已。这跟能不能搞出可控核聚变没啥关系。因为生产力再发达，人还是那个人。
正如朱载堉写的《山坡羊·十不足》那样——“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上还嫌低！”
腐拜之所以被当成罪不可恕的问题，根源在于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后果——社会分配不均衡，贫富差距过于巨大。
所以，如果把视角放在结果上，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不断做大“蛋糕”。
站得高，银子永远花不完。
相对的分“蛋糕”就更容易些，随便指头缝子漏出去一点也足够贫苦老百姓填饱肚子了。
“沉默的大多数”忍耐力超强，当他们的生活水平下限提升了，饱暖思那啥，但不会思造反。社会上顶多诞生些红眼病横国党，一群跳梁小丑罢了。
对于官员也是同样道理。
总不能既要马儿快快地跑，又像大明如此低的俸禄，人家不吃点夜草能活么？所以大明出现了“常例”这种外快，除了海瑞外，即便是清廉的官员又有几个不收？①
在淳安知县任上拒不受常例的海瑞，却详尽地记载了淳安县的老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秋粮长银二十两。
折色粮银四两。
农桑绢银十两。
盐粮长银十两。
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清军匠每里银一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
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
审均徭每里银一两。
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
样漆一百觔，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
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
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造黄册每里银二两。
催甲每里银一两。
俸米每石折银一两。
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要知道淳安县还只是个五六万人口的山区偏僻小县。如若到了富庶之地，县太爷的常例收入绝对会更惊人。
大明一千五百多个县，仅算知县一个主官，每年光是别人孝敬的“常例”一项就能从老百姓身上搜刮五六百万两银子。这种“潜规则”还不“犯法”。
如果把大明朝廷上下全部衙门里办差的人都算上，每年在“潜规则”下流动的银子可能有七八千万。
崇祯元年，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劝廉惩贪疏》，以亲身经历说明彼时从地方到朝堂，整套常例规则：
“今之世局，何处非用钱之地？今之世人，何官非爱钱之人？臣起家县令，今居言路，如以官言之，则县官为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州县之俸薪几何？而上司票取，抚按荐谢，考满朝觐，有费至一千、二千、三千、四千者。夫此银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至于科道，尤为膻薮，据臣两月内，辞馈金五百余。以臣绝无交际之人而有此，余可知矣。”
海瑞不收常例钱，当然也不会往上送。韩一良是妥妥的收了，不然在明末不可能升上去。他提这个议案也许有真心出于吏治的本意，但很大程度上是投机的成份更多。可惜，他混官场水平又远不如王永光等人。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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