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世宗、章宗时期。
当时的大金国尚有力量，统治北宋时代的中国北方。
金大安三年（1211），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后，开始大举伐金，诸王贵族，几乎全都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场战争。
数年间，蒙古军队蚕食了几乎全部的华北平原，并于己1215年攻陷金中都。
此后不久，丘处机曾受到过金与南宋的两次征召。
1216年，他拒绝金宣宗的借口是：“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则不敢违也。”
其实他本身的道教属地在金朝领地，他不敢违背金人的利益和征兆去觐见了，这无可厚非。
但是要他为金人卖命，他这时的推辞就看得很清晰了。
1219年时，丘处机答复南宋宁宗的聘请之词，说法是：“我之出处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
这种记述显然是后来蒙古入主中原之后，全真后人对新朝的不得已的美化。
就看当时的时局是，山东尚在金、宋兵锋交加的范围之内，睿智的教主怎么可能会说这样的话呢？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丘处机看得很清楚，金与南宋，都已深深地陷入了困境，受着内忧外患的侵扰与这样濒于覆灭的朝廷沾染，无异于引火烧身！
所以有远见的丘处机就在他回绝南宋和金人召请的当年，成吉思汗的诏书亦到了。
耶律楚材起草的诏书称成吉思汗“视民若赤子，养士若兄弟”、“七载之中成大业”，称丘处机为“道充德重”之士，又谓“三九之位，未见其人”。
这里其实已经把丘处机“若兄弟”有他则“中成大业”，他是“道充德重”之士，做了重点渲染。
即使不爱俗世君主的奉承，丘处机也是听了飘飘然，心里舒服很多。
再说金朝此刻打压全真教众，也禁止民众信仰道教。
一边冷，一边热。所以何去何从，自然明显。
耶律楚材替成吉思汗表示：要“亲侍仙座”，聘丘处机为“三公九卿”，问以“忧民治世之务”和“保身之术”，虽然“先生既著大道之端要，善于不应”，难道不念“众生之愿哉”？
并且在聘请他的公文里，事实列举了文王请太公、刘备顾茅庐的典故以表仰慕，更兼刘仲禄强调“师名重四海，皇帝特诏仲禄逾越山海，不限岁月，期必致之。
丘处机在预料时局、盛情难却，又迫于压力的情况下，“毅然北行”。
这就是故事的时间，地点，历史背景......
所以，说丘处机当时的作为是汉奸的，只是没有读书，还是个嘴贱客。
换做是他，成吉思汗这样派亲信大臣，正式下函去请，他早梳洗打扮，连夜屁颠屁颠的就跑去了......毕竟高官厚禄，还光耀门庭，谁不会去？
丘处机选李志常等十八位弟子随行。
这里面暗藏深意。
这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人朝着功名去的，是带着救助苍生，告慰黎民的心，带着弟子去传道的。
而不是一个人，朝着功名利禄大步流星的狂奔而去。
带着众多弟子前往，也是有一个事实见证。
这就是他高明之处，明智之举。
自然，三清观里，我们能看到此人，超脱凡俗的一面......
对于丘处机的往来所历，我们可以在李志常所著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非常详细的去了解。
1220年二月，丘处机一行，从山东莱州（山东掖县）出发，宣召使刘仲禄率领二十余骑兵护送，一路北行，经潍阳（山东潍县）、青州（山东益都）、常山（河北正定），三月抵达燕京。
所以一旦听说成吉思汗已从乃蛮故地拔师西征，丘处机写了一封《陈情表》上书成吉思汗，称颂他“天赐智勇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
这正是他对当时成吉思汗的看法，和对未来中原命运的预料。
他知道，铁木真时代就要涵盖中原，只是后方未定，中原则不取。
他表示自己“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图其一见。然道德之心令人戒欲，军国之事非己所能。加之自身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老弱不堪，深恐中途不至。不若暂在燕京德兴府盘桓，以待圣驾东归。伏望圣裁，早下宽大之诏，祥其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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