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飞快地回了一条短信：“今天恐怕不行。可能会开很长时间。”
我说：“我等你。”
他说：“不用等了。马上开会了，我要关手机了。”
我拇指如飞地编辑短信：“会散了给我打电话啊！”
我等了5分钟，感觉就像一百年那样漫长，“蝈蝈”没有再回我的短信。
我气咻咻地拨他的手机，一成不变的机器女声提示：“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后来我才知道，“蝈蝈”他们一旦开会研究案情，所有与会者不仅要关闭手机，而且要把手机锁进一个可以隔绝一切信号的小铁箱。
我好不容易糊弄完了那篇四百字的新闻稿，下班了，我站在报社大门口，看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蜗牛一般在丹霞路上蠕动。我再次拨“蝈蝈”的手机，传来的仍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音。我感到自己的心仿佛也被蠕动的汽车塞得慢慢的，塞满了尾气，让我头晕目眩。
那天晚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拨打他的手机，永远是：“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我想，我永远打不通他的手机了。
我没有吃东西，我昏昏沉沉地睡去。我突然惊醒，我伸手去摸那个zippo打火机。我吃了一惊，那个打火机竟然不在我的口袋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想都没想，就跳起来冲出了房门。
我想，我一定是把打火机遗失在办公室了。
我像个疯子，冲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有几个同事还在昏昏欲睡地加班。有人漠然地抬头看我一眼，有人目不转晴地盯着电脑屏幕。我拉开搁键盘的小抽屉，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打火机。
我像抢夺财宝的强盗一般，一把将打火机抓住，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我捏着打火机冲出了办公室。这一次，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同事都抬起了头，每一个人都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的后背我飘飘的长发。
我狂乱的心跳渐渐平息。
我想，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找到了打火机，明天我就能找到你。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把手机开着，放在枕边，我以为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电话，至少给我一条短信息。
可是没有。
那一夜，我想写诗，题目就叫，我的手机为你24小时开机。
我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清晨醒来，却一个都记不住。
我仔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口袋，确认自已带上了那个失而复得的打火机。
接下来是星期六，然后是星期天。
我想跑到边防总队的大门口，隔着马路，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碰上他。
算了吧，我怕碰上熟人。
6月30日，星期一，我披头散发去上班，宛若大病一场。我接到电话，省公安厅禁毒局约我去采访，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大案，一次查了两百多公斤海 洛因。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省厅禁毒局召开的一个媒体见面会。同城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到场，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统一了口径的打印材料，以及刻在一张光盘上的，一模一样的照片。
我知道就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交不了差。我咬牙切齿地祈祷冗长的领导讲话快快结束，我必须采访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才能抓住一条所谓的“活鱼”。
会后我顺利地堵住了一位姓王的处长，是以前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他愿意有限度地给我提供一些“内幕”，但是他不愿意让到他的办公室谈，理由是，他不想给同事造成单独与媒体接触的印象。
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下班。其间，我坐在滇池路边的一个茶室里，用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大约300字的消息，通过wifi把稿子发给了主任。我给主任打了电话，向他承诺，更好的稿子还在后面，因为禁毒局的一位处长已经答应了我接受采访。其间，我数次拨打“蝈蝈”的电话，“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变成了“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我的心悬了起来。
我心烦意乱，无所事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扫雷”，每一次，我都被地雷炸死。我的心情越发灰暗，总想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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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等你。”
他说：“不用等了。马上开会了，我要关手机了。”
我拇指如飞地编辑短信：“会散了给我打电话啊！”
我等了5分钟，感觉就像一百年那样漫长，“蝈蝈”没有再回我的短信。
我气咻咻地拨他的手机，一成不变的机器女声提示：“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后来我才知道，“蝈蝈”他们一旦开会研究案情，所有与会者不仅要关闭手机，而且要把手机锁进一个可以隔绝一切信号的小铁箱。
我好不容易糊弄完了那篇四百字的新闻稿，下班了，我站在报社大门口，看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蜗牛一般在丹霞路上蠕动。我再次拨“蝈蝈”的手机，传来的仍然是对方关机的提示音。我感到自己的心仿佛也被蠕动的汽车塞得慢慢的，塞满了尾气，让我头晕目眩。
那天晚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拨打他的手机，永远是：“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
我想，我永远打不通他的手机了。
我没有吃东西，我昏昏沉沉地睡去。我突然惊醒，我伸手去摸那个zippo打火机。我吃了一惊，那个打火机竟然不在我的口袋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想都没想，就跳起来冲出了房门。
我想，我一定是把打火机遗失在办公室了。
我像个疯子，冲进灯火通明的办公室，有几个同事还在昏昏欲睡地加班。有人漠然地抬头看我一眼，有人目不转晴地盯着电脑屏幕。我拉开搁键盘的小抽屉，一眼就看到了我的打火机。
我像抢夺财宝的强盗一般，一把将打火机抓住，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我捏着打火机冲出了办公室。这一次，我可以感觉到，所有的同事都抬起了头，每一个人都迷惑不解地盯着我的后背我飘飘的长发。
我狂乱的心跳渐渐平息。
我想，这是一个好兆头，我找到了打火机，明天我就能找到你。
那一夜，我睡得很不踏实，我把手机开着，放在枕边，我以为你一定会给我一个电话，至少给我一条短信息。
可是没有。
那一夜，我想写诗，题目就叫，我的手机为你24小时开机。
我迷迷糊糊地做了很多梦，清晨醒来，却一个都记不住。
我仔细地检查了自己的口袋，确认自已带上了那个失而复得的打火机。
接下来是星期六，然后是星期天。
我想跑到边防总队的大门口，隔着马路，试试运气，看看能不能碰上他。
算了吧，我怕碰上熟人。
6月30日，星期一，我披头散发去上班，宛若大病一场。我接到电话，省公安厅禁毒局约我去采访，他们最近办了一个大案，一次查了两百多公斤海 洛因。我去了以后才发现，这是省厅禁毒局召开的一个媒体见面会。同城几十家媒体的记者都到场，大家拿到的都是同样的，统一了口径的打印材料，以及刻在一张光盘上的，一模一样的照片。
我知道就凭这些材料写出来的稿子肯定交不了差。我咬牙切齿地祈祷冗长的领导讲话快快结束，我必须采访到这个案件的当事人，才能抓住一条所谓的“活鱼”。
会后我顺利地堵住了一位姓王的处长，是以前在一起吃过饭喝过酒的。他愿意有限度地给我提供一些“内幕”，但是他不愿意让到他的办公室谈，理由是，他不想给同事造成单独与媒体接触的印象。
我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下班。其间，我坐在滇池路边的一个茶室里，用笔记本电脑写了一篇大约300字的消息，通过wifi把稿子发给了主任。我给主任打了电话，向他承诺，更好的稿子还在后面，因为禁毒局的一位处长已经答应了我接受采访。其间，我数次拨打“蝈蝈”的电话，“您所呼叫的用户已关机”变成了“您所呼叫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我的心悬了起来。
我心烦意乱，无所事事地在笔记本电脑上玩“扫雷”，每一次，我都被地雷炸死。我的心情越发灰暗，总想着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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